怎樣欣賞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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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是不屑當天子的。
”原文是： “女謂爾翁為天子耶，我翁薄天子而不為。
”郭子儀聽見了很惶恐，立刻帶他兒子到皇帝那兒去謝罪。
皇帝笑說：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算也。
”就是說：若不做呆子聾子就不能作一家之主，小夫婦吵鬧的話，那何必介意呢？這些都是小事，但從這些小事之中看出“皇家”同其他家庭一樣，有盛有衰，不是神聖的，隻有個人是至尊的，個人有了意見，都可以随便述說，所謂之“處士橫議”，在《國策》裡鄒忌勸齊王說： “群臣進谏，門庭若市。
”就是聽從群臣随意進谏，天子的門前，可以如同鬧市一般。
《國策》裡還有召公勸厲王（因為厲王禁止人民幹涉政治）說：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就是防人民之口，比防川水更為困難。
凡是與天子有關系的，都有勸谏天子的權利與義務，就是人人對于政治設施，都可進言，這風氣直到如今，雖受壓迫，決不停止。
第六，中國的國民性是平衡，調和，中庸的。
這可以從中國藝術上看了出來。
中國國民性裡，很少極左和極右，比方建築，從日本人的眼光裡看，一定以為是很單調。
如同宮殿、廟宇等，冠冕堂皇的房子，正房朝南，左右兩廂，門窗柱子，華表，石獅，都是一對一對的。
屋内的裝飾，如花瓶，鐘鼎，對聯，桌椅，也都是一對對的。
在文學裡，詩裡，有“排律”，文裡有“骈文”。
明清還有“八股文”，也都是骈對起來的。
固然像日本似的不平衡的建築物也很多，但隻限于花園裡的亭台樓榭，在庭園裡種樹，壘石等都是自由的。
一到了正式的建築，都是平衡，對偶，沒有歪斜偏狹的布置。
現在順便談一談日本所沒有的門聯，很能代表普通一般國民的願望，與屋主人的人格與理想，比如：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 “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還有： “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可見這主人是很不講究，灑脫，而又旅行過許多地方的人。
還有： “豈有文章驚海内，更無書劄到公卿。
”可見那主人是一個傲慢的人。
我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庭園，在那亭閣石頭上，沒有一副對聯，也沒有題字，這使我很奇怪。
但這也有好處，若題的不好，反煞了風景。
不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最後的一個，第七，中國國民性很富于幽默，這幽默并不隻是滑稽諧谑，不是狂笑，而是忍不住的微笑。
幽默到底是什麼？這是中外的名人常讨論的問題。
定論是難得的。
有人說英國人富于幽默。
那就是說幽默的人常常嘲笑自己，能嘲笑自己的人，是一個曠達而不挂慮一切的人。
比方，自己身體有一點毛病，也做為一個幽默之材料。
窮苦得使人家憐憫，但他自己卻毫不在乎，反以此自嘲，做一個幽默之材料。
在中國，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孩子的詩有的是，比方自己年老了，牙齒掉了，腿瘸了，窮了，賤了，自己的孩子癡愚等等。
都是很曠達的自己嘲笑着，這種特性能使人腦筋輕松，在危難窮苦之中，不太緊張，也不易倒塌。
談到藝術上的“平衡”，“調和”，中國的音樂也是一樣。
中國的音樂非常的單調平淡，好的音樂是沒有的。
我們也可以說東洋沒有好的音樂。
中國人以為：“琴者禁也”，彈琴為的是禁止感情奔放，必須在一個安靜的屋子裡掃地焚香，慢慢的彈，所以絕不會有豪放、激烈的音樂。
西洋的偉大的音樂家是衣冠不整，頭發散亂，甚至于吐着血演奏。
這樣的音樂在中國人看來反以為不得性情之正。
中國人太重平衡，平抑情感，那就不會創造出好音樂來的。
中國舊文學之特性 這次我要講的是中國舊文學的特性。
是舊文學有什麼特色，與新文學有哪一點不同。
這也跟上回所講的文學的背景的國民性一樣，也有好處也有壞處的。
舊文學的第一特性是舊文學是用文言寫出來的。
到過中國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方言，大體分為四種，第一是黃河流域的方言，第二是長江流域的方言，第三是廣東的方言，第四是福建的方言。
中國有這麼多的方言，國家怎麼能統一呢？那唯一統一的力量，就是中國的國文。
中國曆代的政令、軍令、天子的聖谕，文武官廳的布告，都是以文言寫的。
朋友之間的信函也是如此，所以雖然語言不通，在文字上可以互相了解。
所以說中國的文言維持了中國的統一。
第二個特點，就是中國的舊文學，從古以來，以“文以載道”——以文章來維持道義——為目的。
文章應當為宣傳倫理思想而寫的。
不載道的文章，不能說是正派的。
換言之，中國古人寫文章，是以維持世道人心為目的。
當然作者想寫的東西不一定都是“載道”的東西。
可是為了這種傳統，想寫的都不敢寫出來，寫出來的不得已而用匿名，這裡有一個好例，陶淵明的《閑情賦》寫的非常之好，但梁昭明太子就批評他說： “白璧微瑕，唯有閑情一賦。
”就是說陶淵明的詩，都像白玉那麼潔白，中間的微瑕就是《閑情賦》。
可是我認為陶淵明作品裡，最好的是這篇賦。
孟子說： “食色性也。
”食和男女間的情，是人的本性。
《孟子》裡，還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但是，“腐儒”們都要禁止這種自然的感情。
《閑情賦》的内容，是這種自然之情。
全篇很流麗而且比喻也極好。
比如： “願在衣而為領……願在裳而為帶……願在發而為澤……願在眉而為黛……願在莞而為席……願在絲而為履…… 願在晝而為影……願在夜而為燭……願在竹而為扇……願在木而為桐……”是有十種的比喻。
可知陶淵明的想象力之豐富。
陶淵明是一個豪放曠達的人，文章是非常高超淡泊。
但是在這《閑情賦》裡就充滿了纏綿細缜的情緒。
文學本來是應該用來發抒各種感情，假使壓迫了某一方面，不使它發洩，那是很不好的。
這“文以載道“就埋沒了多少好的文章。
在中國民間有許多好的小說。
比如《水浒傳》，《紅樓夢》這些傑作。
可是當時的腐儒，都說這些書“誨盜”、“誨淫”，加以禁止。
提到小說稗官，根本就看不起這類文字，因此壓迫了多少作家，埋沒了多少好的文章。
第三，就是舊文學過重修辭。
中國舊文學的修辭方法，是非常細密，而且深刻的。
比方： “吟成一個字，撚斷數根髭。
”文人作詩在斟酌一個字的時候，苦心孤詣，把胡須都撚斷了。
在文章裡的斟酌，叫作“推敲”。
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就是唐朝的詩人賈島吟成了一首詩中的兩句： “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
”後來他想還是“推”字好呢？還是“敲”字好呢？在道路上構思。
用手一邊推一邊敲的時候，撞到韓愈的車邊。
韓愈問他，賈島說明緣由。
韓愈說“敲”字好。
以後他們就成了朋友。
“一字推敲”這一句話也流傳下來了。
為什麼“敲”字好呢？若用“推”字表明門還沒有上鎖，是預先約定的，可是“敲”字是表明看見月亮，趁着高興走來拜訪。
都着重意境。
若是一個字，把意境表現得更好，就成了“一字之師”。
而且音韻方面，也得下功夫。
就是四聲五音的問題。
四聲就是平上去入。
五音是齒唇牙喉舌，這在詩裡是極重要的問題，尤其像樂府和詞要吟唱的詩裡，更為要緊。
比方說： “五月榴花照眼紅”，這“紅”字後來改為“明”字。
為什麼“明”字較好呢？因為石榴花，大體都是紅的，無須乎再說明其顔色，改為“明”字，表明在陽光之下所發出的光豔。
我從前在大學裡講過，凡是形容字都要五官來感覺的。
同一顔色，也有好幾種色調，所以每一個顔色色調，要區别得非常精巧。
比方同一個紅，也有紅布的紅，紅綢的紅，紅絨的紅，都不是一樣的，棉布的紅是不發亮的。
紅綢的紅相當的亮，紅絨的紅最亮。
這是如同孟子所說的，白人之白和白馬之白不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這兒用“明”字，最能表現亮的意思。
若在這兒用“紅”字，那就等于棉布的紅了，而且在發音上也有關系。
還有中國詩裡有些用“疊”字的。
用得好，就發生很大的力量。
比方《古詩十九首》裡有：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青青是河畔的草色，郁郁是園中的柳色，“青青”“郁郁”兩個都是形容青色的。
青青是淡的，郁郁是濃的。
“盈盈”是“輕盈”，換句話說就是“窈窕”。
“皎皎”是明豔的意思。
“娥娥”是嚴妝，化妝端正的意思。
“纖纖”是說指頭的細。
這樣多用疊字，有活動的趣味。
又如：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采采”是水流的聲音，“蓬蓬”是“蓬蓬勃勃”，就是春草剛剛發芽的氣象。
宋朝最有名的女詞人李清照，她的詞，男人也都佩服。
她的那首《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将息”……用十四個疊字，“尋尋覓覓”是非常閑得沒什麼可作的時候。
好像掉了東西以後的那感覺。
用别的話說“忽忽如有所失”。
後來“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直接着“乍暖還寒時候”，一氣呵成，十分出色。
底下就是舊文學喜歡骈偶。
用的也非常巧妙而整齊。
例子太多，不能列舉。
比方，白居易的： “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白居易跟元稹是最好的朋友，住在隔鄰，月亮好的時候一塊兒在園子裡散步，柳樹青了，兩家同在春光之中，這句裡“三”，“兩”都是用數目的，“徑”，“家”，“夜”，“春”都是同樣的名詞。
“月”和“楊”是名詞，那麼“明”和“綠”是形容詞，而且都對稱寫法，又如： “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
”惜花而早起，愛月而晚睡，這樣一字一字都是對稱的。
中國的孩子在學作詩之前，先練習作對。
記得我小的時候，在家塾裡跟老師學作詩。
先開始作對，字數少的對子。
有一天先生出了“雞唱曉”三字。
我對了“鳥鳴春”。
因為韓愈《送孟東野序》裡有： “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
”所以我利用了這三個字。
先生十分喜歡，說我将來一定會作詩。
後來對子的字數越來越多，有一天先生出題“王凝封發婦”。
從前有個王凝，他出去遠行，他的妻子為着表示自己的忠愛，把頭發封了起來，等到他回來時，才打開，這是一段夫妻之愛的故事。
我想了半天，對了“張敞畫眉夫”。
就是用張敞替太太畫眉，也是一段記夫妻之愛的故事。
作這樣對子，必須記住好多類似的典故。
又要工整，又要恰當。
所以通曉中國文學，就有很大的負擔，中國有很多豐富的文言的句子。
用白話寫的人，也不能完全舍棄文言的。
比方白話說好的人，就是“好人”，以外沒有别的。
文言說的時候就可以說“仁人”，“善人”等等，白話“想一想”，文言就可以有“考慮”，“思想”，“研究”等等的話。
舊文學的時代很長，所以就發生了所謂“濫調”。
濫調就是在一篇文章裡随便用許多沒有内容沒有意義的套語，滿篇典故，隻是堆砌。
比方說“螢”： “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複照聖人之典。
” 有這樣的四六文。
“昔年河畔”是中國說螢是草變的蟲子。
河畔是“青青河畔草”。
“君子之風”是《論語》中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所以螢在做草的時代，受了君子之風，底下是用囊螢讀書的故事。
關于螢沒有一點闡發，隻用了許多典故而已。
這樣在中國叫做“掉書袋”。
這樣寫文章永
”原文是： “女謂爾翁為天子耶，我翁薄天子而不為。
”郭子儀聽見了很惶恐，立刻帶他兒子到皇帝那兒去謝罪。
皇帝笑說：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算也。
”就是說：若不做呆子聾子就不能作一家之主，小夫婦吵鬧的話，那何必介意呢？這些都是小事，但從這些小事之中看出“皇家”同其他家庭一樣，有盛有衰，不是神聖的，隻有個人是至尊的，個人有了意見，都可以随便述說，所謂之“處士橫議”，在《國策》裡鄒忌勸齊王說： “群臣進谏，門庭若市。
”就是聽從群臣随意進谏，天子的門前，可以如同鬧市一般。
《國策》裡還有召公勸厲王（因為厲王禁止人民幹涉政治）說：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就是防人民之口，比防川水更為困難。
凡是與天子有關系的，都有勸谏天子的權利與義務，就是人人對于政治設施，都可進言，這風氣直到如今，雖受壓迫，決不停止。
第六，中國的國民性是平衡，調和，中庸的。
這可以從中國藝術上看了出來。
中國國民性裡，很少極左和極右，比方建築，從日本人的眼光裡看，一定以為是很單調。
如同宮殿、廟宇等，冠冕堂皇的房子，正房朝南，左右兩廂，門窗柱子，華表，石獅，都是一對一對的。
屋内的裝飾，如花瓶，鐘鼎，對聯，桌椅，也都是一對對的。
在文學裡，詩裡，有“排律”，文裡有“骈文”。
明清還有“八股文”，也都是骈對起來的。
固然像日本似的不平衡的建築物也很多，但隻限于花園裡的亭台樓榭，在庭園裡種樹，壘石等都是自由的。
一到了正式的建築，都是平衡，對偶，沒有歪斜偏狹的布置。
現在順便談一談日本所沒有的門聯，很能代表普通一般國民的願望，與屋主人的人格與理想，比如：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 “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還有： “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可見這主人是很不講究，灑脫，而又旅行過許多地方的人。
還有： “豈有文章驚海内，更無書劄到公卿。
”可見那主人是一個傲慢的人。
我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庭園，在那亭閣石頭上，沒有一副對聯，也沒有題字，這使我很奇怪。
但這也有好處，若題的不好，反煞了風景。
不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最後的一個，第七，中國國民性很富于幽默，這幽默并不隻是滑稽諧谑，不是狂笑，而是忍不住的微笑。
幽默到底是什麼？這是中外的名人常讨論的問題。
定論是難得的。
有人說英國人富于幽默。
那就是說幽默的人常常嘲笑自己，能嘲笑自己的人，是一個曠達而不挂慮一切的人。
比方，自己身體有一點毛病，也做為一個幽默之材料。
窮苦得使人家憐憫，但他自己卻毫不在乎，反以此自嘲，做一個幽默之材料。
在中國，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孩子的詩有的是，比方自己年老了，牙齒掉了，腿瘸了，窮了，賤了，自己的孩子癡愚等等。
都是很曠達的自己嘲笑着，這種特性能使人腦筋輕松，在危難窮苦之中，不太緊張，也不易倒塌。
談到藝術上的“平衡”，“調和”，中國的音樂也是一樣。
中國的音樂非常的單調平淡，好的音樂是沒有的。
我們也可以說東洋沒有好的音樂。
中國人以為：“琴者禁也”，彈琴為的是禁止感情奔放，必須在一個安靜的屋子裡掃地焚香，慢慢的彈，所以絕不會有豪放、激烈的音樂。
西洋的偉大的音樂家是衣冠不整，頭發散亂，甚至于吐着血演奏。
這樣的音樂在中國人看來反以為不得性情之正。
中國人太重平衡，平抑情感，那就不會創造出好音樂來的。
中國舊文學之特性 這次我要講的是中國舊文學的特性。
是舊文學有什麼特色，與新文學有哪一點不同。
這也跟上回所講的文學的背景的國民性一樣，也有好處也有壞處的。
舊文學的第一特性是舊文學是用文言寫出來的。
到過中國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方言，大體分為四種，第一是黃河流域的方言，第二是長江流域的方言，第三是廣東的方言，第四是福建的方言。
中國有這麼多的方言，國家怎麼能統一呢？那唯一統一的力量，就是中國的國文。
中國曆代的政令、軍令、天子的聖谕，文武官廳的布告，都是以文言寫的。
朋友之間的信函也是如此，所以雖然語言不通，在文字上可以互相了解。
所以說中國的文言維持了中國的統一。
第二個特點，就是中國的舊文學，從古以來，以“文以載道”——以文章來維持道義——為目的。
文章應當為宣傳倫理思想而寫的。
不載道的文章，不能說是正派的。
換言之，中國古人寫文章，是以維持世道人心為目的。
當然作者想寫的東西不一定都是“載道”的東西。
可是為了這種傳統，想寫的都不敢寫出來，寫出來的不得已而用匿名，這裡有一個好例，陶淵明的《閑情賦》寫的非常之好，但梁昭明太子就批評他說： “白璧微瑕，唯有閑情一賦。
”就是說陶淵明的詩，都像白玉那麼潔白，中間的微瑕就是《閑情賦》。
可是我認為陶淵明作品裡，最好的是這篇賦。
孟子說： “食色性也。
”食和男女間的情，是人的本性。
《孟子》裡，還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但是，“腐儒”們都要禁止這種自然的感情。
《閑情賦》的内容，是這種自然之情。
全篇很流麗而且比喻也極好。
比如： “願在衣而為領……願在裳而為帶……願在發而為澤……願在眉而為黛……願在莞而為席……願在絲而為履…… 願在晝而為影……願在夜而為燭……願在竹而為扇……願在木而為桐……”是有十種的比喻。
可知陶淵明的想象力之豐富。
陶淵明是一個豪放曠達的人，文章是非常高超淡泊。
但是在這《閑情賦》裡就充滿了纏綿細缜的情緒。
文學本來是應該用來發抒各種感情，假使壓迫了某一方面，不使它發洩，那是很不好的。
這“文以載道“就埋沒了多少好的文章。
在中國民間有許多好的小說。
比如《水浒傳》，《紅樓夢》這些傑作。
可是當時的腐儒，都說這些書“誨盜”、“誨淫”，加以禁止。
提到小說稗官，根本就看不起這類文字，因此壓迫了多少作家，埋沒了多少好的文章。
第三，就是舊文學過重修辭。
中國舊文學的修辭方法，是非常細密，而且深刻的。
比方： “吟成一個字，撚斷數根髭。
”文人作詩在斟酌一個字的時候，苦心孤詣，把胡須都撚斷了。
在文章裡的斟酌，叫作“推敲”。
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就是唐朝的詩人賈島吟成了一首詩中的兩句： “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
”後來他想還是“推”字好呢？還是“敲”字好呢？在道路上構思。
用手一邊推一邊敲的時候，撞到韓愈的車邊。
韓愈問他，賈島說明緣由。
韓愈說“敲”字好。
以後他們就成了朋友。
“一字推敲”這一句話也流傳下來了。
為什麼“敲”字好呢？若用“推”字表明門還沒有上鎖，是預先約定的，可是“敲”字是表明看見月亮，趁着高興走來拜訪。
都着重意境。
若是一個字，把意境表現得更好，就成了“一字之師”。
而且音韻方面，也得下功夫。
就是四聲五音的問題。
四聲就是平上去入。
五音是齒唇牙喉舌，這在詩裡是極重要的問題，尤其像樂府和詞要吟唱的詩裡，更為要緊。
比方說： “五月榴花照眼紅”，這“紅”字後來改為“明”字。
為什麼“明”字較好呢？因為石榴花，大體都是紅的，無須乎再說明其顔色，改為“明”字，表明在陽光之下所發出的光豔。
我從前在大學裡講過，凡是形容字都要五官來感覺的。
同一顔色，也有好幾種色調，所以每一個顔色色調，要區别得非常精巧。
比方同一個紅，也有紅布的紅，紅綢的紅，紅絨的紅，都不是一樣的，棉布的紅是不發亮的。
紅綢的紅相當的亮，紅絨的紅最亮。
這是如同孟子所說的，白人之白和白馬之白不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這兒用“明”字，最能表現亮的意思。
若在這兒用“紅”字，那就等于棉布的紅了，而且在發音上也有關系。
還有中國詩裡有些用“疊”字的。
用得好，就發生很大的力量。
比方《古詩十九首》裡有：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青青是河畔的草色，郁郁是園中的柳色，“青青”“郁郁”兩個都是形容青色的。
青青是淡的，郁郁是濃的。
“盈盈”是“輕盈”，換句話說就是“窈窕”。
“皎皎”是明豔的意思。
“娥娥”是嚴妝，化妝端正的意思。
“纖纖”是說指頭的細。
這樣多用疊字，有活動的趣味。
又如：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采采”是水流的聲音，“蓬蓬”是“蓬蓬勃勃”，就是春草剛剛發芽的氣象。
宋朝最有名的女詞人李清照，她的詞，男人也都佩服。
她的那首《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将息”……用十四個疊字，“尋尋覓覓”是非常閑得沒什麼可作的時候。
好像掉了東西以後的那感覺。
用别的話說“忽忽如有所失”。
後來“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直接着“乍暖還寒時候”，一氣呵成，十分出色。
底下就是舊文學喜歡骈偶。
用的也非常巧妙而整齊。
例子太多，不能列舉。
比方，白居易的： “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白居易跟元稹是最好的朋友，住在隔鄰，月亮好的時候一塊兒在園子裡散步，柳樹青了，兩家同在春光之中，這句裡“三”，“兩”都是用數目的，“徑”，“家”，“夜”，“春”都是同樣的名詞。
“月”和“楊”是名詞，那麼“明”和“綠”是形容詞，而且都對稱寫法，又如： “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
”惜花而早起，愛月而晚睡，這樣一字一字都是對稱的。
中國的孩子在學作詩之前，先練習作對。
記得我小的時候，在家塾裡跟老師學作詩。
先開始作對，字數少的對子。
有一天先生出了“雞唱曉”三字。
我對了“鳥鳴春”。
因為韓愈《送孟東野序》裡有： “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
”所以我利用了這三個字。
先生十分喜歡，說我将來一定會作詩。
後來對子的字數越來越多，有一天先生出題“王凝封發婦”。
從前有個王凝，他出去遠行，他的妻子為着表示自己的忠愛，把頭發封了起來，等到他回來時，才打開，這是一段夫妻之愛的故事。
我想了半天，對了“張敞畫眉夫”。
就是用張敞替太太畫眉，也是一段記夫妻之愛的故事。
作這樣對子，必須記住好多類似的典故。
又要工整，又要恰當。
所以通曉中國文學，就有很大的負擔，中國有很多豐富的文言的句子。
用白話寫的人，也不能完全舍棄文言的。
比方白話說好的人，就是“好人”，以外沒有别的。
文言說的時候就可以說“仁人”，“善人”等等，白話“想一想”，文言就可以有“考慮”，“思想”，“研究”等等的話。
舊文學的時代很長，所以就發生了所謂“濫調”。
濫調就是在一篇文章裡随便用許多沒有内容沒有意義的套語，滿篇典故，隻是堆砌。
比方說“螢”： “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複照聖人之典。
” 有這樣的四六文。
“昔年河畔”是中國說螢是草變的蟲子。
河畔是“青青河畔草”。
“君子之風”是《論語》中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所以螢在做草的時代，受了君子之風，底下是用囊螢讀書的故事。
關于螢沒有一點闡發，隻用了許多典故而已。
這樣在中國叫做“掉書袋”。
這樣寫文章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