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

半要坐在窗下書案旁邊，領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腦筋。

    就是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也是簾卷西風，夜涼如水，滿庭花影，消瘦不堪……我總覺得一個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關系的，并且小說裡頭，碰着寫景的時候，如果要摹寫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許多冷澀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說，因為寫景的關系，和我眼前接觸的影響，或不免帶些悲涼的色彩，這倒不必諱言的。

    至于悲觀兩個字，我自問實在不敢承認呵。

     再進一步來說，我做小說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慘，就難引起閱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改良。

    何況舊社會舊家庭裡，許多真情實事，還有比我所說的悲慘到十倍的呢。

    我記得前些日子，在《國民公報》的《寸鐵》欄中，看見某君論我所做的小說，大意說： 獨憔悴》小說，便對我痛恨舊家庭習慣的不良……我說隻曉得痛恨，是沒有益處的，總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說所要得的結果了。

    這樣便是借着“消極的文字”，去做那“積極的事業”了。

     就使于我個人的前途上，真個有什麼影響，我也是情願去領受的，何況決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卻不能夠隻有“秋肅”，沒有“春溫”，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凄風”，也應當有個“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樂觀的小說，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慮我的精神漸漸趨到消極方面去。

    方才所說的，就算是我的一種預約罷了。

    （本篇作于1919年11月5日，最初發表于北京《晨報》1919年11月11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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