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留平一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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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孫幼筠同學來，給我看了中國人民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編的《日僞統治下的北京》一書中侯仁之同學寫的一篇《燕京大學被封前後的片斷回憶》，讀後頓覺怨憤滿懷，對于五十年前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祖國的殘暴侵略，是一個中國人，都不會輕易忘卻的！文藻和我是在1938年夏天離開燕大的，那時北平已在日寇統治之下，但因為燕京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捐資建立的，在珍珠港事變以前，還沒有受到什麼幹擾，因此仁之同學文章中所講的艱苦情況，我們都沒有承受過，我隻記得有兩件事：我們因為在七七事變前的一個星期，才從歐洲取道西比利亞回國——1936—1937是文藻休假之年，燕大慣例每名教授，教學七年之後，有一年的假期，我們得了羅氏資金的資助，并代表燕大到美國哈佛大學祝賀該校的三百周年大慶，然後又到英國的倫敦大學、牛津大學等大學訪問，特别去了解牛津大學導師制的做法，即從大學本科三四年級挑選成績優異的學生，予以特殊指導。
我特别提到這件事，因為在文藻指導下的兩名學生朱南華和方綽，私下對我們要求到後方去。
我們去和司徒雷登校務長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車把他們兩人在夜裡送到西郊特定地點，他慨然答應了。
到了西郊以後，我們就從未得到這兩個學生的消息。
第二件事是1938年的夏天，我們又辭别了燕大，去到大後方的雲南。
這時司徒校務長再三挽留，說是他曾到過武漢見了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陳立夫再三敦囑他說：“燕大一定要在華北堅持下去。
”因此他勸我們不要離開，免得擾亂了人心。
其實我們也不曾想到抗戰竟然會延長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時還照舊開學，日僞統治下的中學畢業生還紛紛投考燕京大學。
我又因為懷着小女吳青，她的誕生期預料是在37年的11月。
我們就又留了下來。
但燕大雖然不受幹擾，我們出入城關，看到北平人民在日僞統治下的慘狀實在氣憤，同時北大和清華大學都已南遷，我們頓然失去了許多朋友。
文藻是清華學生，他總覺得在燕大等待抗戰勝利，不是個好對策，于是我們又通過幾位清華同學的努力才得到一筆由英庚款在雲南大學設置的社會人類學講座，我們決然地在1938年的夏天離開了北平。
前天因為整
我特别提到這件事，因為在文藻指導下的兩名學生朱南華和方綽，私下對我們要求到後方去。
我們去和司徒雷登校務長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車把他們兩人在夜裡送到西郊特定地點，他慨然答應了。
到了西郊以後，我們就從未得到這兩個學生的消息。
第二件事是1938年的夏天，我們又辭别了燕大，去到大後方的雲南。
這時司徒校務長再三挽留，說是他曾到過武漢見了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陳立夫再三敦囑他說：“燕大一定要在華北堅持下去。
”因此他勸我們不要離開，免得擾亂了人心。
其實我們也不曾想到抗戰竟然會延長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時還照舊開學，日僞統治下的中學畢業生還紛紛投考燕京大學。
我又因為懷着小女吳青，她的誕生期預料是在37年的11月。
我們就又留了下來。
但燕大雖然不受幹擾，我們出入城關，看到北平人民在日僞統治下的慘狀實在氣憤，同時北大和清華大學都已南遷，我們頓然失去了許多朋友。
文藻是清華學生，他總覺得在燕大等待抗戰勝利，不是個好對策，于是我們又通過幾位清華同學的努力才得到一筆由英庚款在雲南大學設置的社會人類學講座，我們決然地在1938年的夏天離開了北平。
前天因為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