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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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的三個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們一向以弟兄相稱。

    他們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這小名是我的父母親給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為涵小名就叫細哥(“細”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為傑小名就叫細弟,到了三弟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隻好叫“小小”了! 說來話長!我一生下來,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這一定是個男命,因為孩子命裡帶着‘文曲星’,是會做文官的。

    ”算命紙上還寫着有“富貴逼人無地處,長安道上馬如飛”。

    這張算命紙本來由我收着,幾經離亂,早就找不到了。

    算命先生還說我命裡“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是我們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兩個“火”字,以補我命中之缺。

    但祖父總叫我“官”,和我的堂兄們霖官、儀官等一樣,當做男孩叫的。

    而且我從小就是男裝,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從煙台回到福州時,才改了女裝。

    伯叔父母們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稱呼,在我祖父和在我們的小家庭中,一直沒改。

     我的三個弟弟都是在煙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隻保留福州方言,如“細哥”、“細弟”等等。

     我的三個弟弟中,大弟為涵是最聰明的一個,十二歲就考上“唐山路礦學校”的預科(我在《離家的一年》這篇小說中就說的是這件事)。

    以後學校遷到北京,改稱“北京交通大學”。

    他在學校裡結交了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他自己課餘又跟一位意大利音樂家學小提琴。

    我記得那時他從東交民巷老師家回來,就在屋裡練琴,星期天他就能繼續彈奏六七個小時。

    他的朋友們來了,我們的西廂房裡就弦歌不斷。

    他們不但拉提琴,也彈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學會了一些中國樂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帶頭唱歌(他在育英小學,就被選入學校的歌詠隊),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聽收音機的時候,我還是喜歡聽那高亢或雄渾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樂愛好,并沒有幹擾他的學習,他尤其喜歡外語。

    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國沙穰療養院的時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寫的長信。

    病友們都奇怪說:“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信?”我笑說:“是他要練習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緣故。

    ” 其實他的英文在書寫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國來,第二年他就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去學“公路”,回國後一直在交通部門工作。

    他的愛人楊建華,是我舅父楊子敬先生的女兒。

    他們的婚姻是我的舅舅親口向我母親提的,說是:“姑做婆,賽活佛。

    ”照現在的說法,近親結婚,生的孩子一定癡呆,可是他們生了五個女兒,卻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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