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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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他對年輕的作者們更是循循善誘，和他們談話時既慈藹又嚴肅，因為他自己對生活和寫作的态度都是十分嚴肅的。
這一年，他和沈承寬同志結了婚，第二年，他們的女兒張章出世了。
許多年來，她一直親熱地叫我“謝姑媽”。
十年動亂時期，我們也都卷進“黑幫”的“龍卷風”裡。
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們作協的“老弱病殘”的“黑幫”，也都先後到了湖北鹹甯的幹校。
我和天翼等人幹的是最輕的活——看菜地。
遇到我們交接班的時候，我們并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邊“聊天”，聊些天上地下與時事無關的事。
我在鹹甯幹校不到一個月，我又被調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學院的幹校去。
我們的消息便隔絕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聽說他也回來了。
一九七七年，聽說他在做健身操的時候，把腰彎下去，十指交叉雙掌抵地後，就起不來了。
他得了腦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為了“我一定要努力鍛煉身體，戰勝疾病，争取早日恢複健康，繼續為我那些親愛的孩子們創作新作品。
” 從那時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門西河沿一号樓的一段時期，我去看望他多次。
他雖然不能說話，但是看見我來，他的笑容和那一雙天真誠摯的眼睛，都對我說了許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說的話。
我最記得的是在一次兒童的集會上我得到一條小朋友們送我的紅領巾，我沒有等到散會，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頸上的紅領巾解下來，系在他的頸上，我們都笑得很開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從日本訪問歸來，又趕着翻譯一本詩集，我也得了腦血栓，以後又摔壞了右腿，從此閉門不出，和天翼也無從見面。
但我仍舊得到他的贈書，一九八○年的《小說選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說集》扉頁上還是自己簽的字，“天翼”減筆為“天”，但筆力還是很剛勁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純真最可愛的朋友。
沈承寬同志還是常來看我，逢年過節，我也得到張章夫婦給“謝姑媽”的賀片，已經結合起來的友情總是綿綿無盡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雲之晨
他對年輕的作者們更是循循善誘，和他們談話時既慈藹又嚴肅，因為他自己對生活和寫作的态度都是十分嚴肅的。
這一年，他和沈承寬同志結了婚，第二年，他們的女兒張章出世了。
許多年來，她一直親熱地叫我“謝姑媽”。
十年動亂時期，我們也都卷進“黑幫”的“龍卷風”裡。
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們作協的“老弱病殘”的“黑幫”，也都先後到了湖北鹹甯的幹校。
我和天翼等人幹的是最輕的活——看菜地。
遇到我們交接班的時候，我們并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邊“聊天”，聊些天上地下與時事無關的事。
我在鹹甯幹校不到一個月，我又被調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學院的幹校去。
我們的消息便隔絕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聽說他也回來了。
一九七七年，聽說他在做健身操的時候，把腰彎下去，十指交叉雙掌抵地後，就起不來了。
他得了腦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為了“我一定要努力鍛煉身體，戰勝疾病，争取早日恢複健康，繼續為我那些親愛的孩子們創作新作品。
” 從那時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門西河沿一号樓的一段時期，我去看望他多次。
他雖然不能說話，但是看見我來，他的笑容和那一雙天真誠摯的眼睛，都對我說了許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說的話。
我最記得的是在一次兒童的集會上我得到一條小朋友們送我的紅領巾，我沒有等到散會，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頸上的紅領巾解下來，系在他的頸上，我們都笑得很開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從日本訪問歸來，又趕着翻譯一本詩集，我也得了腦血栓，以後又摔壞了右腿，從此閉門不出，和天翼也無從見面。
但我仍舊得到他的贈書，一九八○年的《小說選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說集》扉頁上還是自己簽的字，“天翼”減筆為“天”，但筆力還是很剛勁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純真最可愛的朋友。
沈承寬同志還是常來看我，逢年過節，我也得到張章夫婦給“謝姑媽”的賀片，已經結合起來的友情總是綿綿無盡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雲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