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寫的“北京人”

在上月的《北京日報》上，我連續兩天看完了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歎調》（原載《人民文學》1985年12期）。

    後來又看到了《人民文學》刊物，我立刻給心武寫了一封信，我說：“讀了你的《公共汽車詠歎調》，我十分感動。

    你是一個大寫的‘北京人’！作為一個老北京的老百姓，我更感謝你…… 我有好幾年沒有出面了，唯一的度日方法就是看書看報，但是從我眼下掠過的文藝刊物中，很少找到像你那樣一個心眼傾注關心‘人民’的作品……” 現在，我手邊有一本《摻望周刊海外版》，看了‘作家十人談’一欄，我十分欣賞蔣子龍——他是我很佩服的一位作家——的那篇《莫要輸掉自己的挑戰》（讀者應當全讀這篇談話，在這裡我隻能選引幾句）。

    他說：“……當今的中國文壇……多少有點理論代替創作，宣言多于作品的傾向……有人喜歡刮一陣風……怎樣怎樣寫才是文學的正宗，才能永恒，等等……”他又說：“文學要脫離當代，當代就不需要你這樣文學；文學不關心人民，人民也必将冷淡文學。

    ”他最後的一句話，幫助我找出為什麼我看過許多文藝作品，而都覺得很冷淡，而留不下任何印象的原因。

     “作家十人談”中，還有劉心武的一篇《創作的快樂》。

    他說：“一九八五年對我來說是問心無愧的一年……這次作家代表大會後，‘創作自由’成為一個熱鬧的話題。

    對于我來說，空洞的讨論是沒有吸引力的。

    停頓下自己的創作去侈談自由更是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