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談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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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的編輯同志,早就要我寫翻譯的文章了,季羨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

    但是我總不敢動筆。

    理由很簡單,我沒有翻譯過多少東西,不能算是一個翻譯家。

    我又隻懂得一種語言——英語,還不精通(為要通過碩士考試,必須有兩種外國語。

    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學過一個暑期的法語,考試過後,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譯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還有過痛苦的經驗:我在美國大學的碩士論文,是李清照漱玉詞的英譯。

    題目是我的導師替我選的,這對我真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我硬着頭皮,把漱玉詞譯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後每星期一次到導師家裡,一邊吃着茶點,一邊商量着把它譯成“詩”。

    就這樣,每星期譯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強把論文寫成了。

    至今想起來還在難過,幸而沒有一個中國人看見過我那篇論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譯的工作。

     1927年的冬天,我從美國同事那裡,看到幾本黎巴嫩詩人紀伯倫自己用英文寫的散文詩,我尤其十分喜愛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愛它那滿含着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

    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學講一門“習作”課,我就請習作班的同學們分段翻譯了出來,然後我再個别地和他們讨論商量,但修改後的譯稿竟沒有收集起來。

    1930年,我母親逝世後,我病了一場,病榻無聊,重看這本《先知》,覺得實在有移譯出來公諸同好的必要,就在1931年把它譯完,正好新月書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給他們了。

     這以後,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譯了印度哲人泰戈爾自己用英文寫的散文詩《吉檀伽利》和《園丁集》,還有幾篇短篇小說。

    泰戈爾是我心儀已久的詩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後,去過印度三次,對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較有些認識。

    )他的詩和紀伯倫的一樣,也有充滿了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但他們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爾的詩顯得更天真,更歡暢,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紀伯倫的卻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對年輕人講處世為人的道理,平靜裡卻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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