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五四”
關燈
小
中
大
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我和貝滿女子中學的同學們列隊到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去交愛國捐，我們的領隊中，就有李德全同學，那時她是四年級生，她也上台去對大家演講。
那天，社稷壇四圍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樣悲壯偉大的場面），在父親的書房裡，就挂上一幅白紙，是當時印行的以嶽武穆（飛）字迹摘排出來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紀念那一年的國恥的。
“五四”這一夜，我興奮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
到學校一看，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大家都不上課了，都站在院子裡面紅耳赤地大聲談論，同時也緊張地投入了工作。
我們的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我也就參加了聯合會的宣傳股。
出席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做些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或對市民演講。
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類，或繡些手絹去賣。
協和女大是個教會學校，一向對于當前政治潮流，不聞不問，而這次波瀾壯闊的愛國力量，終于沖進了這個校園，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
同學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見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丢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
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着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着懷疑而又熱情的臉，勸說他們不要販賣日貨，講着人民必須一緻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賣國行為的大道理。
我們也三三兩兩地抱着大撲滿，在大風揚塵的長安街，在破敝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人力車，請求大家捐些銅子，幫助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同學。
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被捕學生的審訊。
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那時我的一位表兄劉放園先生，是《北京晨報》的編輯者之一。
他的年紀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們家來，我都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同他講話。
這時為了找發表宣傳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驚奇而又欣然地答應了。
此後他不但在《晨報》上發表我們的宣傳文字，還鼓勵我們多看關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寫問題小說。
這時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志，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看不過來。
我們都貪婪地争着買，争着借，彼此傳閱，如《新青年》，《新潮》，《中國青年》一直到後來的《
那天，社稷壇四圍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樣悲壯偉大的場面），在父親的書房裡，就挂上一幅白紙，是當時印行的以嶽武穆（飛）字迹摘排出來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紀念那一年的國恥的。
“五四”這一夜，我興奮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
到學校一看，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大家都不上課了，都站在院子裡面紅耳赤地大聲談論，同時也緊張地投入了工作。
我們的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我也就參加了聯合會的宣傳股。
出席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做些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或對市民演講。
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類，或繡些手絹去賣。
協和女大是個教會學校，一向對于當前政治潮流，不聞不問，而這次波瀾壯闊的愛國力量，終于沖進了這個校園，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
同學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見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丢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
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着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着懷疑而又熱情的臉，勸說他們不要販賣日貨，講着人民必須一緻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賣國行為的大道理。
我們也三三兩兩地抱着大撲滿，在大風揚塵的長安街，在破敝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人力車，請求大家捐些銅子，幫助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同學。
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被捕學生的審訊。
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那時我的一位表兄劉放園先生，是《北京晨報》的編輯者之一。
他的年紀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們家來，我都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同他講話。
這時為了找發表宣傳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驚奇而又欣然地答應了。
此後他不但在《晨報》上發表我們的宣傳文字，還鼓勵我們多看關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寫問題小說。
這時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志，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看不過來。
我們都貪婪地争着買，争着借，彼此傳閱，如《新青年》，《新潮》，《中國青年》一直到後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