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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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在莫斯科的歡迎亞非作家的一個群衆大會上，來賓台上坐在我旁邊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頭來輕輕地對我說：“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難過！振铎同志的飛機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難了。
”又驚又痛之中，我說不出話來——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難過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國慶節的觀禮台上，振铎和我還站在一起，扶着欄杆，興高采烈地，一面觀看着雄壯整齊的遊行隊伍，一面談着話。
他說他要帶一個文化代表團到尼泊爾去。
我說我也要參加一個代表團到蘇聯去。
他笑說：“你不是喜歡我母親做的福建菜嗎？等我們都從外國回來時，我一定約你們到我家去飽餐一頓。
”當時，我哪裡知道這就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次的充滿了熱情和诙諧的談話呢？ 在我所認識的許多文藝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學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個了。
那就是在五四時代，“福建省抗日學生聯合會”裡。
那時我還是協和女子大學預科的一年級學生，隻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校和其他大學的大學生之後，一同開會，寫些宣傳文字和募捐等工作。
因為自己的年紀較小，開會的時候，靜聽的時候多，發言的時候少，許多人我都不認識，别人也不認識我。
但我卻從振铎的慷慨激昂的發言裡，以及振铎給幾個女師大的大同學寫的長信裡；看到他縱情地談到國事，談到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是大字縱橫、熱情洋溢。
因此，我雖然沒有同他直接談過話，對于他的誠懇、剛正、率真的性格，卻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對他很有好感。
這以後，他到了上海，參加了《小說月報》的編輯工作。
我自己也不斷地為《小說月報》寫稿，但是我們還是沒有直接通過信。
我們真正地熟悉了起來，還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學任教以後，我們的來往就很密切了。
他的交遊十分廣泛，常給我介紹一些朋友，比如說老舍先生。
振铎的藏書極多，那幾年我身體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書給我看，在病榻
”又驚又痛之中，我說不出話來——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難過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國慶節的觀禮台上，振铎和我還站在一起，扶着欄杆，興高采烈地，一面觀看着雄壯整齊的遊行隊伍，一面談着話。
他說他要帶一個文化代表團到尼泊爾去。
我說我也要參加一個代表團到蘇聯去。
他笑說：“你不是喜歡我母親做的福建菜嗎？等我們都從外國回來時，我一定約你們到我家去飽餐一頓。
”當時，我哪裡知道這就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次的充滿了熱情和诙諧的談話呢？ 在我所認識的許多文藝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學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個了。
那就是在五四時代，“福建省抗日學生聯合會”裡。
那時我還是協和女子大學預科的一年級學生，隻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校和其他大學的大學生之後，一同開會，寫些宣傳文字和募捐等工作。
因為自己的年紀較小，開會的時候，靜聽的時候多，發言的時候少，許多人我都不認識，别人也不認識我。
但我卻從振铎的慷慨激昂的發言裡，以及振铎給幾個女師大的大同學寫的長信裡；看到他縱情地談到國事，談到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是大字縱橫、熱情洋溢。
因此，我雖然沒有同他直接談過話，對于他的誠懇、剛正、率真的性格，卻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對他很有好感。
這以後，他到了上海，參加了《小說月報》的編輯工作。
我自己也不斷地為《小說月報》寫稿，但是我們還是沒有直接通過信。
我們真正地熟悉了起來，還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學任教以後，我們的來往就很密切了。
他的交遊十分廣泛，常給我介紹一些朋友，比如說老舍先生。
振铎的藏書極多，那幾年我身體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書給我看，在病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