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

，放在一起，因為是零碎的思想，就選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兩個字起頭的，放在第一部，名之為《繁星集》。

     泰戈爾的《飛鳥集》是一本詩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詩集呢？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自信力，同時我在寫這些三言兩語的時候，并不是有意識地在寫詩，（我上新文學的課，也聽先生講過希臘的小詩，說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樣，身體雖小卻有很尖利的刺，為諷刺或是講些道理是一針見血的等等。

    而我在寫《繁星》的時候，并沒有想到希臘小詩。

    ）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全集自序》中，曾有這麼一段： 水》……《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

    我對于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

    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

     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它的形式，來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現在，我覺得，當時我之所以不肯稱《繁星》、《春水》為詩的原故，因為我心裡實在是有詩的标準的，我認為詩是應該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舊——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

    同時情感上也應該有抑揚頓挫，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

    因此，我除了在二十歲前後，一口氣寫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沒有像《繁星》和《春水》這類的東西。

     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寫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愛的》，寄到《晨報副刊》去，登出的時候，卻以分行的詩的形式排印了，下面還附有編者的按語，是： 欄裡，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系，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們分欄，隻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