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樹銀花裡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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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是聲聲繁密而響亮的爆竹，中間還有孩子們放的二踢腳，是地下一聲、曳着殘聲又在天上發出一聲巨響。
薄紗的窗簾上還不時地映出火樹銀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們在放着各種各樣的煙火呢。
多麼熱鬧歡暢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為什麼有一點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兩句詩，是“一年将盡夜，萬裡未歸人”。
現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沒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憶的是我的萬裡外的許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幾乎占了一半；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開始結識日本朋友，還是在萬裡外的美國。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留學，在同學中，和日本女學生更容易親近。
大家拿起毛筆寫漢字，拿起筷子吃米飯，一下子就“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那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當權，中日關系相當緊張，但我們談起國事來都有很堅定的信念，認為我們兩個東方國家應該而且必須永遠和平友好下去，來維持東亞和世界的繁榮和進步，隻要我們年輕一代不斷地為此奮鬥，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的崇高理想一定會實現。
在這些日本同學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樓。
她是一個地道的東方女孩子，敏而好學，沉靜而溫柔，我們雖不同班，下了課卻常在一起。
我們吃西餐吃膩了，就從附近村裡買點大米，肉末和青菜，在電爐上做飯吃。
一般總是我烹調，她洗碗，吃得十分高興。
這幾十年來，除了抗戰那幾年外，我們通信不斷。
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見得着她；她也到過中國，北京。
前幾天我還得到她的賀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戰後的東京，結識了松岡洋子。
她是一位評論家，又是一位熱心從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
她也在美國留過學，我們用英語交談，越說越興奮。
此後我們不斷地在北京或東京，或國際和平會議上見面。
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
一九八○年，我們作家代表團訪日時，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見到她的女兒——曾在中國上過學的松岡征子。
前幾天我得到她給我的一封賀年信，她說：“我要在今年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貢獻。
”多麼可
薄紗的窗簾上還不時地映出火樹銀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們在放着各種各樣的煙火呢。
多麼熱鬧歡暢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為什麼有一點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兩句詩，是“一年将盡夜，萬裡未歸人”。
現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沒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憶的是我的萬裡外的許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幾乎占了一半；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開始結識日本朋友，還是在萬裡外的美國。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留學，在同學中，和日本女學生更容易親近。
大家拿起毛筆寫漢字，拿起筷子吃米飯，一下子就“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那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當權，中日關系相當緊張，但我們談起國事來都有很堅定的信念，認為我們兩個東方國家應該而且必須永遠和平友好下去，來維持東亞和世界的繁榮和進步，隻要我們年輕一代不斷地為此奮鬥，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的崇高理想一定會實現。
在這些日本同學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樓。
她是一個地道的東方女孩子，敏而好學，沉靜而溫柔，我們雖不同班，下了課卻常在一起。
我們吃西餐吃膩了，就從附近村裡買點大米，肉末和青菜，在電爐上做飯吃。
一般總是我烹調，她洗碗，吃得十分高興。
這幾十年來，除了抗戰那幾年外，我們通信不斷。
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見得着她；她也到過中國，北京。
前幾天我還得到她的賀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戰後的東京，結識了松岡洋子。
她是一位評論家，又是一位熱心從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
她也在美國留過學，我們用英語交談，越說越興奮。
此後我們不斷地在北京或東京，或國際和平會議上見面。
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
一九八○年，我們作家代表團訪日時，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見到她的女兒——曾在中國上過學的松岡征子。
前幾天我得到她給我的一封賀年信，她說：“我要在今年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貢獻。
”多麼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