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羅莘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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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能說到一起，玩到一起。
我們家孩子們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滿族——那時還兼做廚娘，每逢她在廚下手忙腳亂、孩子們還纏她不放的時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說：“來，來，羅奶奶帶你們到山上玩去！”直到現在，已經成為大人的我們的孩子們，一提起羅伯伯，還親昵地稱他做羅奶奶。
莘田先生的學術造詣，在學術界早有定評，我是不能多置一詞了。
而他對于他的學生們在治學和生活上的那種無微不至的誘掖和關懷，是我所親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為敬佩和贊賞的。
當我們住在昆明城裡的時候，我們也常到“三劍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
在那裡，書桌上總擺有筆墨，他們就教給我寫字。
這時常有“羅門弟子”如當時的助教吳曉玲先生、研究生馬學良先生等（現在他們也都是我們的好友）來找莘田先生談話，在他們的認真嚴肅而又親熱體貼的言談之中，我看出了他們師生間最可貴的志同道合的情誼。
吳曉玲先生曾對我講過：在四十年代後期，莘田先生在美講學時，曾給他的學生們辦的刊物寫過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講做老師的應當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來幫助學生們做好學術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珠那樣愛護自己的學生，盡管他自己對學生們的要求十分嚴格，卻聽不得别人對于他學生們的一句貶詞。
我曾當着莘田先生的面對文藻說：“我知道怎樣來招莘田生氣。
他是最‘護犢’的，隻要你說他的學生們一句不好，他就會和你争辯不休……”莘田先生聽了并沒有生氣，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來。
他是多麼可敬可愛的一個老師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們住在四川重慶郊外的歌樂山，莘田先生每到重慶，必來小住。
我記得我曾替他寫的一本遊記《蜀道難》做過一篇序。
如今這本書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從日本歸來，莘田先生是最早來看望我們的一個。
他和我們的許多老友一樣，給我們帶來了在新中國生活和工作的舒暢和快樂的氣氛，給我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話再說回來，像莘田先生那樣一位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工作、熱愛給中國帶來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産黨，在經過了二十年的考驗之後，在撥亂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會有一番充滿了智慧而又樂觀的話，對我們說的。
我們從他在我們心幕上留下的一個堅定地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不朽的形象裡，已經得到了保證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們家孩子們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滿族——那時還兼做廚娘，每逢她在廚下手忙腳亂、孩子們還纏她不放的時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說：“來，來，羅奶奶帶你們到山上玩去！”直到現在，已經成為大人的我們的孩子們，一提起羅伯伯，還親昵地稱他做羅奶奶。
莘田先生的學術造詣，在學術界早有定評，我是不能多置一詞了。
而他對于他的學生們在治學和生活上的那種無微不至的誘掖和關懷，是我所親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為敬佩和贊賞的。
當我們住在昆明城裡的時候，我們也常到“三劍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
在那裡，書桌上總擺有筆墨，他們就教給我寫字。
這時常有“羅門弟子”如當時的助教吳曉玲先生、研究生馬學良先生等（現在他們也都是我們的好友）來找莘田先生談話，在他們的認真嚴肅而又親熱體貼的言談之中，我看出了他們師生間最可貴的志同道合的情誼。
吳曉玲先生曾對我講過：在四十年代後期，莘田先生在美講學時，曾給他的學生們辦的刊物寫過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講做老師的應當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來幫助學生們做好學術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珠那樣愛護自己的學生，盡管他自己對學生們的要求十分嚴格，卻聽不得别人對于他學生們的一句貶詞。
我曾當着莘田先生的面對文藻說：“我知道怎樣來招莘田生氣。
他是最‘護犢’的，隻要你說他的學生們一句不好，他就會和你争辯不休……”莘田先生聽了并沒有生氣，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來。
他是多麼可敬可愛的一個老師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們住在四川重慶郊外的歌樂山，莘田先生每到重慶，必來小住。
我記得我曾替他寫的一本遊記《蜀道難》做過一篇序。
如今這本書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從日本歸來，莘田先生是最早來看望我們的一個。
他和我們的許多老友一樣，給我們帶來了在新中國生活和工作的舒暢和快樂的氣氛，給我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話再說回來，像莘田先生那樣一位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工作、熱愛給中國帶來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産黨，在經過了二十年的考驗之後，在撥亂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會有一番充滿了智慧而又樂觀的話，對我們說的。
我們從他在我們心幕上留下的一個堅定地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不朽的形象裡，已經得到了保證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