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那時我沒有也不可能和工農大衆相結合，對于自己周圍的内憂外患，既感到悲憤和不滿，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與光明，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漸稀少的原因。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國，我看到了黨領導下的朝氣蓬勃的國家，層出不窮的新人新事，我感到了“五四”以來從未有過的寫作熱情，和“五四”以後還未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在黨的教育和幫助下，我有了走馬看花的和工農接觸、向工農學習的機會，這中間我還訪問好幾個友好國家和人民，關于這時期的見聞和感想，我都用散文寫了下來。

     “四人幫”橫行時期，我也擱筆了十年之久。

    一九七六年九月，從寫悼念毛主席文章開始，我又拿起筆來。

    粉碎了“四人幫”，給文藝工作者以第二次的解放。

    丙辰年清明的“四五”運動，又給我這個文藝老兵，以極大的鼓舞力量。

    我從來認為創作來源于生活，是時代生活的反映，同時創作必須從真摯的情感出發，抒真情，寫實境，才能得到讀者的同感與共鳴。

    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我們必須和前進中發展中的廣大人民緊緊結合在一起成為人民的一部分，廣大人民之愛憎，成了自己的愛憎，這樣才能不斷地擴大創作的視野，提高創作的境界，做好為人民服務的工作。

    我願以此自勉，來趕上比我年輕的先進者們！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民族文學》1981年8月25日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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