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經驗瑣談
關燈
小
中
大
地區居民的衛生福利事業。
這些戶裡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後，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
這一區裡孤兒就有三家……”我們現在所說的這麼些事情，其實不過是一個居民委員會底下許多戶裡面一戶的事情，那麼就可以想到，全國在政府關懷之下的人是有多少了！ 關于田大嬸，她有八個孩子，大的一個是解放軍戰士，一個是模範公安人員。
要是說起她這一家人來，也是有許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寫的是田大嬸所介紹的孤兒的父親這一家人家的過去。
還有她們院子裡各戶人家的新舊對比，這裡我隻留下兩件事情，就是田大嬸所說的：“我常常對孩子們說，‘舊社會那種苦，你們可真是沒法想。
連你父母從前的苦境，你們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别的了。
我們這院子裡從前有個老頭子，單身一人，一天早起，我們發現他爬在門口雪地裡，死了，巡警閣裡來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裡，還不是喂了狗了！這院裡還有一個孩子，出門玩去，就讓人拐跑了。
你們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同情心嗎？那時候這裡是個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顧不了，還顧得上别人嗎？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們兄妹五個，現在已經不知都到哪裡去了！大的學壞了，流落了，小的讓人拐了，賣了，折磨死了，有誰管呢？感謝黨吧，感謝毛主席吧，忘了這些，你們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
’”田大嬸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我很受感動。
所以特别把這一段寫進去了。
田大嬸同孤兒住在一個院裡，她知道有許多人來看孩子們，她說的人很多。
但是我不能都寫進去，都寫進去又成了流水帳了，所以我就把送東西的，給孩子們做事的，都放在後面總起來寫了。
我隻寫了一個解放軍同志，一個理發師，談到一個工人的時候，我就把話掐斷了。
實際上田大嬸還是說下去的，我就沒有讓她說了。
我寫的時候是這樣寫的：“還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嬸沒有說完，就說：“這時候院子裡響起一陣孩子說笑的聲音，田大嬸望一望窗外說，‘同山在廠裡，同義在幼兒園，中午隻有同慶姐弟三人回來，我們到他們屋裡去坐坐吧。
’”因為再寫下去，故事恐怕就會重複拖沓了。
我把許多人替孩子們做過的一些事，都擱在寫孩子們房間裡的擺設時來寫。
我是這樣寫的： “我們拉着孩子們的手，一同走進一間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進溫暖的陽光。
屋裡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潔（這是街坊們幫他們洗的），牆上挂滿了相片和年畫（這是許多人送給他們的），桌上堆滿了書（這也是人家寄的）。
中間牆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時時刻刻在慈祥地注視着在這屋裡勞動、學習、睡覺的幾個孩子，也慈祥地注視着到這屋裡來的，給孩子們包餃子、送元宵、挂花燈、送年畫的一切人。
（包餃子是張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軍同志，挂花燈、贈年畫是兩個少先隊。
）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視着這屋裡新發生的令人感奮的一切。
”我就把這些事都歸并到這裡來寫了。
我前面提到擔心這樣多的關懷，會使得孩子們特殊化的問題，訪問了許多人之後，我感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這樣寫：“在我和辦事處幹部田邁琴，街道積極分子田淑英談過以後，我感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等到我訪問了孩子們的工廠領導人、學校和幼兒園的老師，看過了許許多多封的來信——特别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我徹底感到我們的在黨和毛主席教導下的廣大人民，是懂得怎樣關懷我們的接班人的成長的。
”下面是照着他們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寫的。
第一個是說看到他們的大哥哥周同山。
其實我先去的是崇文區，那幾個孩子的學校和幼兒園都在崇文區，後來才到周同山的那個工廠去的。
我因為怕那樣一說就亂了，所以先從大哥哥寫起。
底下寫的是同慶，這裡我着重寫的是“同慶的老師、文昌宮小學五年級班主任張少華，她是從同慶的母親死後就對她特别關懷的。
”然後是寫同來。
同來是五個孩子中最淘氣的一個，非常愛動、敏感。
同來的那位老師，非常嚴格、細心。
在教到《一個孤兒的回憶》的時候，怕同來難過，他先把同來叫到一邊，告訴他新舊社會裡的孤兒是如何的不同。
在孩子的事情登上報以後，他又跟同來說：“上報的‘光榮’不是你的，應該歸于黨，歸于毛主席，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你們，你應該更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小同賀的老師叫李和平，是二年級級任，年紀很輕，對小同賀特别關心。
還有小同賀的一年級的老師周秀文，我也寫上去了。
我寫這篇文章，還得感謝《人民日報》、《北京晚報》的記者同志們，因為有的人如法華寺小學的老校工，我沒有會見過；還有周同山的日記，我也沒有看到，是從《晚報》的報道裡抄來的。
我應該感謝他們。
底下講到孩子們的來信，“孤兒們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這裡面最使人感動的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
從這些信裡，我看到了我們的黨對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們祖國和全人類的前途和希望！”我為什麼着重這兩句話，因為從孩子們所寫的信中，能夠看出他們是受到了黨的教育，才能寫出這樣的信。
能寫出這樣的信的孩子，是可以培養成我們的很好的接班人的。
這是我們祖國的希望。
我是有點自豪。
我們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有這麼好的教育，對全人類也會有很大很大的好處。
最後我的注意力是放在這上面：這麼多人關心這五個孩子，這五個孩子自己怎麼樣呢？他們是不是能不辜負黨和政府以及周圍的人們的關懷呢？他們拿什麼來表示呢？我就寫了以下的一段。
這對孩子們是個鼓舞，對關心他們照顧他們的人是個安慰。
我是這樣寫的：“要知道咱們的五個孩子，對于黨和政府以及周圍一切人們的慈愛和關懷，是怎樣感謝地接受，而又怎樣地像一面明朗晶瑩的鏡子一般，把這溫暖的陽光反射出來，映照在周圍的人們身上，我們不能光看他們給人們寫的感謝信，我們要看他們怎樣地以實際行動，來表示自己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培養關懷。
”小同慶送紙給唐金增，是張老師告訴我的；周同山給人家送回錢包，他在日記裡是這樣寫的：“……我跑到那裡找到了失主，她表示非常感謝我，她問我住在哪裡，叫什麼名字，我說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了回來。
因為，在我們首都北京，在我們全中國，這種助人為樂的事太多了。
”用孩子自己的話，比我說多少話都有力量，所以我就偷了一個懶，我說
這些戶裡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後，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
這一區裡孤兒就有三家……”我們現在所說的這麼些事情，其實不過是一個居民委員會底下許多戶裡面一戶的事情，那麼就可以想到，全國在政府關懷之下的人是有多少了！ 關于田大嬸，她有八個孩子，大的一個是解放軍戰士，一個是模範公安人員。
要是說起她這一家人來，也是有許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寫的是田大嬸所介紹的孤兒的父親這一家人家的過去。
還有她們院子裡各戶人家的新舊對比，這裡我隻留下兩件事情，就是田大嬸所說的：“我常常對孩子們說，‘舊社會那種苦，你們可真是沒法想。
連你父母從前的苦境，你們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别的了。
我們這院子裡從前有個老頭子，單身一人，一天早起，我們發現他爬在門口雪地裡，死了，巡警閣裡來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裡，還不是喂了狗了！這院裡還有一個孩子，出門玩去，就讓人拐跑了。
你們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同情心嗎？那時候這裡是個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顧不了，還顧得上别人嗎？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們兄妹五個，現在已經不知都到哪裡去了！大的學壞了，流落了，小的讓人拐了，賣了，折磨死了，有誰管呢？感謝黨吧，感謝毛主席吧，忘了這些，你們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
’”田大嬸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我很受感動。
所以特别把這一段寫進去了。
田大嬸同孤兒住在一個院裡，她知道有許多人來看孩子們，她說的人很多。
但是我不能都寫進去，都寫進去又成了流水帳了，所以我就把送東西的，給孩子們做事的，都放在後面總起來寫了。
我隻寫了一個解放軍同志，一個理發師，談到一個工人的時候，我就把話掐斷了。
實際上田大嬸還是說下去的，我就沒有讓她說了。
我寫的時候是這樣寫的：“還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嬸沒有說完，就說：“這時候院子裡響起一陣孩子說笑的聲音，田大嬸望一望窗外說，‘同山在廠裡，同義在幼兒園，中午隻有同慶姐弟三人回來，我們到他們屋裡去坐坐吧。
’”因為再寫下去，故事恐怕就會重複拖沓了。
我把許多人替孩子們做過的一些事，都擱在寫孩子們房間裡的擺設時來寫。
我是這樣寫的： “我們拉着孩子們的手，一同走進一間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進溫暖的陽光。
屋裡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潔（這是街坊們幫他們洗的），牆上挂滿了相片和年畫（這是許多人送給他們的），桌上堆滿了書（這也是人家寄的）。
中間牆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時時刻刻在慈祥地注視着在這屋裡勞動、學習、睡覺的幾個孩子，也慈祥地注視着到這屋裡來的，給孩子們包餃子、送元宵、挂花燈、送年畫的一切人。
（包餃子是張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軍同志，挂花燈、贈年畫是兩個少先隊。
）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視着這屋裡新發生的令人感奮的一切。
”我就把這些事都歸并到這裡來寫了。
我前面提到擔心這樣多的關懷，會使得孩子們特殊化的問題，訪問了許多人之後，我感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這樣寫：“在我和辦事處幹部田邁琴，街道積極分子田淑英談過以後，我感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等到我訪問了孩子們的工廠領導人、學校和幼兒園的老師，看過了許許多多封的來信——特别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我徹底感到我們的在黨和毛主席教導下的廣大人民，是懂得怎樣關懷我們的接班人的成長的。
”下面是照着他們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寫的。
第一個是說看到他們的大哥哥周同山。
其實我先去的是崇文區，那幾個孩子的學校和幼兒園都在崇文區，後來才到周同山的那個工廠去的。
我因為怕那樣一說就亂了，所以先從大哥哥寫起。
底下寫的是同慶，這裡我着重寫的是“同慶的老師、文昌宮小學五年級班主任張少華，她是從同慶的母親死後就對她特别關懷的。
”然後是寫同來。
同來是五個孩子中最淘氣的一個，非常愛動、敏感。
同來的那位老師，非常嚴格、細心。
在教到《一個孤兒的回憶》的時候，怕同來難過，他先把同來叫到一邊，告訴他新舊社會裡的孤兒是如何的不同。
在孩子的事情登上報以後，他又跟同來說：“上報的‘光榮’不是你的，應該歸于黨，歸于毛主席，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你們，你應該更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小同賀的老師叫李和平，是二年級級任，年紀很輕，對小同賀特别關心。
還有小同賀的一年級的老師周秀文，我也寫上去了。
我寫這篇文章，還得感謝《人民日報》、《北京晚報》的記者同志們，因為有的人如法華寺小學的老校工，我沒有會見過；還有周同山的日記，我也沒有看到，是從《晚報》的報道裡抄來的。
我應該感謝他們。
底下講到孩子們的來信，“孤兒們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這裡面最使人感動的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
從這些信裡，我看到了我們的黨對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們祖國和全人類的前途和希望！”我為什麼着重這兩句話，因為從孩子們所寫的信中，能夠看出他們是受到了黨的教育，才能寫出這樣的信。
能寫出這樣的信的孩子，是可以培養成我們的很好的接班人的。
這是我們祖國的希望。
我是有點自豪。
我們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有這麼好的教育，對全人類也會有很大很大的好處。
最後我的注意力是放在這上面：這麼多人關心這五個孩子，這五個孩子自己怎麼樣呢？他們是不是能不辜負黨和政府以及周圍的人們的關懷呢？他們拿什麼來表示呢？我就寫了以下的一段。
這對孩子們是個鼓舞，對關心他們照顧他們的人是個安慰。
我是這樣寫的：“要知道咱們的五個孩子，對于黨和政府以及周圍一切人們的慈愛和關懷，是怎樣感謝地接受，而又怎樣地像一面明朗晶瑩的鏡子一般，把這溫暖的陽光反射出來，映照在周圍的人們身上，我們不能光看他們給人們寫的感謝信，我們要看他們怎樣地以實際行動，來表示自己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培養關懷。
”小同慶送紙給唐金增，是張老師告訴我的；周同山給人家送回錢包，他在日記裡是這樣寫的：“……我跑到那裡找到了失主，她表示非常感謝我，她問我住在哪裡，叫什麼名字，我說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了回來。
因為，在我們首都北京，在我們全中國，這種助人為樂的事太多了。
”用孩子自己的話，比我說多少話都有力量，所以我就偷了一個懶，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