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林巧稚大夫

和我一直談到深夜。

    第二年的夏末我就離開北京到後方去了。

    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親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

    1943年我用“男士”的筆名寫的那本《關于女人》裡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為模特兒的，雖然我沒有和她同過班，抗戰時期她也沒有到過後方。

    抗戰勝利後，在我去日本之前，還到北京來看過她。

    我知道在淪陷的北京城裡，那幾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醫務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愛人如己”的教義。

    對于勞動人民，她不但醫治他們的疾苦，還周濟他們的貧困。

    她埋頭工作，對于政治一向是不大關心的。

    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也被日軍侵占了，林大夫還是自開診所，繼續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業。

    我看她的時候，她已回到了勝利後的協和醫院，但我覺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對時局也很悲觀，我們隻談了不到半天的話，便匆匆分别了。

     1951年我回到了解放後的祖國，再去看林大夫時，她仿佛年輕了許多，容光煥發，她舉止更加活潑，談話更加爽朗而充滿了政治熱情。

    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醫務工作者，她覺得在社會主義祖國裡，如同在涸轍的枯魚忽然被投進到闊大而自由的大海。

    她興奮，她快樂，她感激，她的“得心應手”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尤其是周總理的器重。

     她的服務範圍擴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調查研究。

    那幾年我們都很忙，雖說是“隔行如隔山”，但我們在外事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種種場合，還是時時見面。

    此外，我還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紹病人或請她代我的朋友認領嬰兒。

    對我的請求，她無不欣然應諾。

    我介紹去的病人和領到健美的嬰兒的父母，還都為林大夫的熱情負責而來感謝我！ 十年動亂期間，我沒有機會見到她，隻聽說因為她桌上擺着總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過。

    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又相見了，我們又都逐漸繁忙了起來。

    她常笑對我說：“你有空真應該到我們産科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