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的五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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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嗎？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問，這是哪家的這許多活呀？我一面打開包袱，一面說：‘是咱們的五個孩子的。
’大家一聽，二話沒說，就又都忙起來，一個人洗，九個人補，很快地就給做完送去了……” 自從我離開這個服務站，手心裡一直存留着陳玉珍有力的把握的餘熱，耳中一直響着她口裡的、親熱負責的“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堅強清朗的聲音。
這聲音給我以無限的鼓勵和力量。
在我見到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幹部田邁琴之先，從我聽到的這位同志辦事的周到細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聯想，就總以為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進來和我們握手的，是一位高個子，長方臉，雙目有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 這位年青精幹的幹部款款地告訴我們，這個辦事處底下有三十個居民委員會，經管的是這一地區居民的衛生福利事業。
這些戶裡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後，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
這一區裡孤兒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個居民委員會，就有一千四百多戶。
這時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區以外，還有其他區的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在全國各處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員會的組織，這些春筍一般的居民委員會，照顧關懷了多少孤兒，多少老、弱、病、殘呵！自從中國一解放，黨的陽光就是這樣地普照大地了。
我們廣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
現在我徹底真正地領會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的含義了…… 我的思想開了小差，看到對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視着我的時候，我趕忙笑着點頭請他說下去。
他說：“崇文區一直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方。
解放前，這裡住的是拉車的、修鞋的、揀破爛的貧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
五個孤兒的父親周永壽就是其中之一。
他白天揀破爛，夜裡就擺‘鬼市’攤賣破爛，生活苦得很。
解放後，他加入了廢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資，生活安定下來了。
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調到一家煤廠當了送煤工，孩子的母親參加街道上辦的紙匣廠，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周同山底下的四個弟妹，都是解放後生的。
這對勤勞的夫婦剛剛嘗到快樂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親就因患膽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壽自己也因血壓病，先後去世了。
在順利快樂的環境中，突然成了孤兒的五個孩子，就像天塌下來似地，悲痛而驚惶！那時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歲，最小的弟弟同義才三歲。
他們無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慘的境遇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這時，街坊們都圍上來了，勸慰這個，撫抱那個。
周永壽做工的那個煤廠的韓廠長來了，送來了五百元的安葬費和撫助費，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給辦事處打了電話，委托我們經常照顧這幾個孩子，才放心地回廠去。
“我接到電話跑來的時候，孩子們已在街坊的愛撫之中了。
在辦事處的會議上，我們決定除了不收房租水電費之外，還由國家給孩子免費上學，醫藥費、文具也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給他們生活費。
我同他們同院的田淑英還有其他的街坊們商議，怎樣幫助孩子們安排生活。
”說到這裡，他的眼角上露出一絲忍不住的笑意，“這些一直在父母照顧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樣過日子的。
他們領到月費，頭兩個月是不到月底就用虧了。
周同山還拿一筆存款，買了一些不必要的擺設，像書櫃、挂圖和留聲機等等。
同院的田大嬸氣得說了他一頓。
我們和街坊上的人們，也不斷地幫助他們，教育他們，教給他們記帳，看看錢都花在哪裡，教給他們精打細算。
周同山那時還在中學上學，他突然負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腳亂。
他認為照拂弟妹的擔子重，不如退學去找工作。
我就勸他：你已經讀到初中二年，丢下多麼可惜。
你的父母當初想讀書還念不成呢！拿我自己來說，我到北京學徒以前，隻上過四年半的學，那時日本軍隊還占領了我的故鄉——束鹿，我們隻能在墳地裡上課，拿土地當石闆，連鋼筆都沒有見過。
今天，你的條件這樣好，不好好念下去，将來後悔起來也就晚了。
這樣，他才打消了退學的念頭。
初中畢業後，他考上了變電站作工人，本來是分配他到一個東郊的工廠，我們和這廠的工會主席商談了一下，大家認為東郊離他家太遠，往返不便，就把他調到城裡的另一個工廠，還派給他一位出席過全國群英會的五好勞模師傅。
他現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們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勁，又加入了團學習小組，正在申請加入青年團。
最小的弟弟同義，也送進附近的東廳幼兒園，周末才回來。
這樣。
四個兄姐更能專心學
’大家一聽，二話沒說，就又都忙起來，一個人洗，九個人補，很快地就給做完送去了……” 自從我離開這個服務站，手心裡一直存留着陳玉珍有力的把握的餘熱，耳中一直響着她口裡的、親熱負責的“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堅強清朗的聲音。
這聲音給我以無限的鼓勵和力量。
在我見到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幹部田邁琴之先，從我聽到的這位同志辦事的周到細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聯想，就總以為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進來和我們握手的，是一位高個子，長方臉，雙目有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 這位年青精幹的幹部款款地告訴我們，這個辦事處底下有三十個居民委員會，經管的是這一地區居民的衛生福利事業。
這些戶裡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後，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
這一區裡孤兒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個居民委員會，就有一千四百多戶。
這時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區以外，還有其他區的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在全國各處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員會的組織，這些春筍一般的居民委員會，照顧關懷了多少孤兒，多少老、弱、病、殘呵！自從中國一解放，黨的陽光就是這樣地普照大地了。
我們廣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
現在我徹底真正地領會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的含義了…… 我的思想開了小差，看到對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視着我的時候，我趕忙笑着點頭請他說下去。
他說：“崇文區一直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方。
解放前，這裡住的是拉車的、修鞋的、揀破爛的貧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
五個孤兒的父親周永壽就是其中之一。
他白天揀破爛，夜裡就擺‘鬼市’攤賣破爛，生活苦得很。
解放後，他加入了廢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資，生活安定下來了。
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調到一家煤廠當了送煤工，孩子的母親參加街道上辦的紙匣廠，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周同山底下的四個弟妹，都是解放後生的。
這對勤勞的夫婦剛剛嘗到快樂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親就因患膽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壽自己也因血壓病，先後去世了。
在順利快樂的環境中，突然成了孤兒的五個孩子，就像天塌下來似地，悲痛而驚惶！那時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歲，最小的弟弟同義才三歲。
他們無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慘的境遇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這時，街坊們都圍上來了，勸慰這個，撫抱那個。
周永壽做工的那個煤廠的韓廠長來了，送來了五百元的安葬費和撫助費，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給辦事處打了電話，委托我們經常照顧這幾個孩子，才放心地回廠去。
“我接到電話跑來的時候，孩子們已在街坊的愛撫之中了。
在辦事處的會議上，我們決定除了不收房租水電費之外，還由國家給孩子免費上學，醫藥費、文具也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給他們生活費。
我同他們同院的田淑英還有其他的街坊們商議，怎樣幫助孩子們安排生活。
”說到這裡，他的眼角上露出一絲忍不住的笑意，“這些一直在父母照顧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樣過日子的。
他們領到月費，頭兩個月是不到月底就用虧了。
周同山還拿一筆存款，買了一些不必要的擺設，像書櫃、挂圖和留聲機等等。
同院的田大嬸氣得說了他一頓。
我們和街坊上的人們，也不斷地幫助他們，教育他們，教給他們記帳，看看錢都花在哪裡，教給他們精打細算。
周同山那時還在中學上學，他突然負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腳亂。
他認為照拂弟妹的擔子重，不如退學去找工作。
我就勸他：你已經讀到初中二年，丢下多麼可惜。
你的父母當初想讀書還念不成呢！拿我自己來說，我到北京學徒以前，隻上過四年半的學，那時日本軍隊還占領了我的故鄉——束鹿，我們隻能在墳地裡上課，拿土地當石闆，連鋼筆都沒有見過。
今天，你的條件這樣好，不好好念下去，将來後悔起來也就晚了。
這樣，他才打消了退學的念頭。
初中畢業後，他考上了變電站作工人，本來是分配他到一個東郊的工廠，我們和這廠的工會主席商談了一下，大家認為東郊離他家太遠，往返不便，就把他調到城裡的另一個工廠，還派給他一位出席過全國群英會的五好勞模師傅。
他現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們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勁，又加入了團學習小組，正在申請加入青年團。
最小的弟弟同義，也送進附近的東廳幼兒園，周末才回來。
這樣。
四個兄姐更能專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