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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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很有價值的。

    你趕緊寫,我替你翻譯。

    ”我謝了她,說: “難得你如此熱心,我回國後就開始,希望你不厭煩才好。

    ” 我回國後不到一個星期,中日戰事就爆發了。

    在遷徙流離之中,我始終找不到寫長篇文字的時間。

    去年夏天又得到了烏福女士自殺的消息,寫自傳的興趣,也就減到零度。

     不過和幾個學優生學、社會學的朋友談起,他們仍是鼓勵我寫,他們說一個人的遺傳和環境,和他個人的理想與成就,是有種可尋迹的關系的,客觀地寫了出來,無論好壞,都有曆史上的價值。

    我想想倒也不錯,我是生在庚子年後,中國的一切,都有極大的轉變,假若隻把自己當做一條線索,來聯絡起四十年來周圍一切的事實,也許可以使後人在曆史之外,得到一個更生動更詳盡的參考。

    而且在不以自己為中心的描寫之中,也許使“渺小”的我,敢于下筆。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寫,一則在抗戰期間,故鄉隔絕,許多有關的文獻都找不到——例如祖父和父親的年譜——二則有些朋友預先斷定到這本自傳的失敗,說是關于有些事件,也許不會寫得太詳細,太忠實,不過我仍想嘗試,也許等到文獻易于收集,同時自己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我能夠更從容,更準确更客觀的寫了下來,使人知道在抗戰以前四十年中一個小小生命的社會背景。

     因着蓬子先生的來稿,特自述我的願望如上。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夜,歌樂山。

     (本篇最初發表于《文壇》1942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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