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等地名是怎樣東渡日本的？

俘的也應有數千人之多。

    而當時江南人以心靈手巧著稱，江南先進的文化技能對日本有用，幕府執政驅使戰俘至本州各地勞役和開發，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也許這就是江南戰俘們為懷念故鄉而予以命名的。

     和平使者赴日急風驟雨似的戰争瞬息而過，随着忽必烈的去世，元朝與日本的緊張關系漸趨緩和。

    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派遣普陀寺僧一山一甯持國書使日。

    延祐元年（1314年）又開“下蕃市舶之禁”，恢複了海上貿易。

    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幕府執政北條高時出家，他兩次派遣使者來到松江真淨院，禮聘高僧清拙正澄赴日弘法。

    正澄應聘偕弟子東渡，翌年迎至鐮倉，後醍醐天皇請他住持建仁、南禅等名刹，并又創建了開善寺。

     正澄以《百文清規》治寺，剃度了武家小笠原貞宗，弘揚佛法，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旅日14年，殁于建仁寺，谥曰“大鑒禅師”。

    遺有《禅居集》、《清拙和尚語錄》等著作，對于日本佛寺管理、“五山文學”和武士禮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其後300多年，在明，清易代之際，寄籍松江的明遺民朱之瑜（舜水）（1600—1682年）渡海居日，宣揚儒學，受到大将軍德川光圀及土民的崇敬，稱為舜水先生，旅日24年以終。

    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佳話。

     地名謎的試解初步歸納起來，地名之所以東渡，大緻可以有三個謎底：一是日本人民仰慕我國江南的山川風物而命名；二是在“弘安之戰”後，确有數千來自松江等地的戰俘在此勞役開發，他們為寄托對故園之思而用家鄉的地名命名；三是由其他途徑從江南三地來的移民，為教育後代不忘桑梓之情而命名。

    以上是筆者根據有關史料和兩國人民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共同之處而假設并作出判斷的，尚有待于更多的史實加以印證。

    至于徹底地解一開此謎，則有待于兩國史學研究者的相互切磋與共同探索。

     （金石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