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盧藏用算不算真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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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bj/299>論語。

    季氏》說:“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清劉寶楠《正義》雲:“隐居求志者,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

    春秋之末,賢人多隐,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複求其所志。

    夫子未見之歎,正緣于此。

    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

    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謂,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

    ”這段話把孔子的原意闡發得非常透徹,可見儒家所謂“隐居”,本非“忘世”,而是“養志”待時,遇到能施展抱負治國平天下的機會,并不排斥出仕。

    也可以說這時的“養志”,正是為将來的出仕作準備。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隐”,已經成為儒士依違仕隐之間的原則與借口,或先隐後仕,或仕而不隐,或隐而複出,個人的升沉起伏,實際主要在于時勢的推移和政局的變化,并不完全為自己的意志所決定,古時世亂則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的反映。

    隐在待時,一出即為王者師,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際遇。

    殷周時的傅說、呂尚和三國時的諸葛亮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這三人“出世”與“人世”未嘗對立,并且受到了後世的極大尊重。

    既然這三人進入仕途而被稱為隐士,那麼,陶弘景、盧藏用自然仍可稱其為隐士,盡避彼此在人格上有區别。

     縱觀古代所謂隐士,像巢父、許由等隐士畢竟不多,而不少隐士總和“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對他們來說,“仕”是出路,“隐”是退路,兩者常起伏不定,随時消長。

    因此,判别隐士的真與假,都不能離開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和具體情況。

     (俞奭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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