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蘇俄的旅行（1933）——最後三年的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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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
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
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這一段話，因為他說這是他離開蘇俄時候在火車上自己問答的話，應該可以認作他的蘇俄旅行歸來的一個結論了。
在這兩個答問裡，他還是願意承認英美的工人比蘇俄的知識階級自由的多，同時他也毫不遲疑的願意做蘇俄的地質技師，而不願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後一個選擇裡，他的心目中也許不免懷念到他在蘇俄遇見的那幾位很可敬愛的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者，也許不免懷想到那比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多一百倍，經費多一百倍的蘇俄地質探礦聯合局。
同時我們在二十多年後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後大發狂大屠殺的時期。
他在那時候隻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内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禦外國侵淩的國家。
他在那時候也隻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隻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
我說，我們這位最可愛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
他的一個基本的成見，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
在他那個宗教信仰裡，蘇俄的三千個地質學者，二千隊做田野工作的地質探礦技師，犧牲了一點物質享受，甚至于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而可以幫助國家做到“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犧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從蘇俄回來後發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轉載《獨立》一百号）裡，很嚴肅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于蘇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過于共産黨。
”——這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見在他蘇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證了！ 在君的幾個結論都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對于蘇俄向來懷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成功，并且認為蘇俄有種種可以成功的條件。
在他出國的前夕，他曾寫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為《評論共産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産黨員》（《獨立》五十一号，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國之前一個月）。
在那篇長文裡，他先叙述馬克斯的價值論，然後指出這種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号”。
其次，他叙述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論的論理，階級鬥争，然後他指出他個人“根本不相信曆史有什麼論理。
……而且拿他來做暴動恐怖殺人的根據，那是多麼危險！” 他指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沒有知道的兩三件曆史事實。
如“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許多人的手裡”。
如“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于馬克斯作《資本論》的時候，……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的失業津貼還遠高于蘇俄的工資。
”又如近幾十年來“歐洲許多國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裡轉移到中産階級手裡。
”這都是馬克斯沒有夢想到的曆史事實。
他在此文裡，曾嚴厲的批評蘇俄所謂“無産階級的專政”。
他說： ……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
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
……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産黨都可以承認的。
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
……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
……權力和金錢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
……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 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
……蘇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
今天說，這是資産階級的餘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甯學說違背。
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在這樣嚴厲的批評之後，在君的論調忽然一變，表示他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夠成功。
他說： 我雖不贊成共産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
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産是一個空前大試驗。
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
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
在這幾句話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君有幾點不自覺的矛盾。
第一、他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他現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于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這裡面好像又是在君的“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了罷？第二、在君在這長文裡屢次說到“經濟平等”的要求是适合于時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蘇俄并沒有做到經濟平等，何以他又說，蘇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這已夠矛盾了。
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說：“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
”（頁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實現”的希望寄托于那個否認自由的蘇俄大試驗呢？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個人推想：在君“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關系。
他自己說，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
他那個“信仰”裡，一部分是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
其中還有一部分就是那“經濟平等”的理想。
《我的信仰》裡有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
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甯的。
近年來蘇俄的口号：“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于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标。
（《獨立》一百号，頁十一） 他所謂“近年來蘇俄的口号”，他當然知道那是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共同的口号。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産主義的。
所以《我的信仰》的末節有這樣的解釋：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産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麼“曆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
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
所以我盡管同情于共産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産黨式的革命。
請注意，那括弧裡“或是大部分”五個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這種“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蘇俄成功，也是因為他平時研究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國力，認為蘇俄比較的具有種種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
他在那篇《評論共産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産黨員》的後半，曾指出蘇俄革命時的國情物力都比我們中國優越的多多。
他指出的有這些： 1917年，俄國已經有七萬公裡的鐵路，有組織極密的警察，有與德國作戰三年的軍隊。
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
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這一段話，因為他說這是他離開蘇俄時候在火車上自己問答的話，應該可以認作他的蘇俄旅行歸來的一個結論了。
在這兩個答問裡，他還是願意承認英美的工人比蘇俄的知識階級自由的多，同時他也毫不遲疑的願意做蘇俄的地質技師，而不願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後一個選擇裡，他的心目中也許不免懷念到他在蘇俄遇見的那幾位很可敬愛的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者，也許不免懷想到那比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多一百倍，經費多一百倍的蘇俄地質探礦聯合局。
同時我們在二十多年後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後大發狂大屠殺的時期。
他在那時候隻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内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禦外國侵淩的國家。
他在那時候也隻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隻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
我說，我們這位最可愛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
他的一個基本的成見，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
在他那個宗教信仰裡，蘇俄的三千個地質學者，二千隊做田野工作的地質探礦技師，犧牲了一點物質享受，甚至于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而可以幫助國家做到“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犧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從蘇俄回來後發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轉載《獨立》一百号）裡，很嚴肅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于蘇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過于共産黨。
”——這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見在他蘇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證了！ 在君的幾個結論都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對于蘇俄向來懷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成功，并且認為蘇俄有種種可以成功的條件。
在他出國的前夕，他曾寫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為《評論共産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産黨員》（《獨立》五十一号，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國之前一個月）。
在那篇長文裡，他先叙述馬克斯的價值論，然後指出這種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号”。
其次，他叙述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論的論理，階級鬥争，然後他指出他個人“根本不相信曆史有什麼論理。
……而且拿他來做暴動恐怖殺人的根據，那是多麼危險！” 他指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沒有知道的兩三件曆史事實。
如“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許多人的手裡”。
如“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于馬克斯作《資本論》的時候，……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的失業津貼還遠高于蘇俄的工資。
”又如近幾十年來“歐洲許多國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裡轉移到中産階級手裡。
”這都是馬克斯沒有夢想到的曆史事實。
他在此文裡，曾嚴厲的批評蘇俄所謂“無産階級的專政”。
他說： ……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
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
……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産黨都可以承認的。
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
……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
……權力和金錢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
……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 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
……蘇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
今天說，這是資産階級的餘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甯學說違背。
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在這樣嚴厲的批評之後，在君的論調忽然一變，表示他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夠成功。
他說： 我雖不贊成共産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
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産是一個空前大試驗。
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
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
在這幾句話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君有幾點不自覺的矛盾。
第一、他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他現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于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這裡面好像又是在君的“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了罷？第二、在君在這長文裡屢次說到“經濟平等”的要求是适合于時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蘇俄并沒有做到經濟平等，何以他又說，蘇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這已夠矛盾了。
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說：“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
”（頁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實現”的希望寄托于那個否認自由的蘇俄大試驗呢？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個人推想：在君“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關系。
他自己說，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
他那個“信仰”裡，一部分是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
其中還有一部分就是那“經濟平等”的理想。
《我的信仰》裡有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
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甯的。
近年來蘇俄的口号：“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于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标。
（《獨立》一百号，頁十一） 他所謂“近年來蘇俄的口号”，他當然知道那是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共同的口号。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産主義的。
所以《我的信仰》的末節有這樣的解釋：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産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麼“曆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
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
所以我盡管同情于共産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産黨式的革命。
請注意，那括弧裡“或是大部分”五個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這種“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蘇俄成功，也是因為他平時研究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國力，認為蘇俄比較的具有種種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
他在那篇《評論共産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産黨員》的後半，曾指出蘇俄革命時的國情物力都比我們中國優越的多多。
他指出的有這些： 1917年，俄國已經有七萬公裡的鐵路，有組織極密的警察，有與德國作戰三年的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