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獨立評論（1932—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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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橫濱，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說，國内黨争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說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
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
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
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時隻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戶回國了。
在君的預言——“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後完全證實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軍人在沈陽的暴行果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影響到整個東亞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命運。
在蔣孟鄰先生領導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開學的。
開學後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們還不知道沈陽的事變。
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知道昨夜十點鐘，日本軍隊炮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沒有抵抗。
那天我的日記有這一條：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
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後（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章裡，有這一段記載：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
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
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
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 我引這兩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個時期對于當前的局勢的看法。
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
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複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
在君在幾年前曾很感慨的對我說：“從前許劭說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我們這班人恐怕隻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裡能夠幹些什麼呢？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
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讨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周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
當時我更不熱心，因為剛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為幾個朋友的熱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對了。
有幾個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來也常參加讨論的聚餐，他們始終不贊成辦刊物，後來都沒有加入獨立評論社。
在君提議，仿照《努力周報》的辦法，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了三個月的捐款，然後出版。
後來因為我割治一個潰了的盲腸，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們積了近五個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獨立評論》（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出版之後，捐款仍繼續。
後來刊物銷路增加了，捐款減到千分之二五。
《獨立》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
這都是在君的主張，為的是要使刊物在經濟上完全獨立。
原來的社員隻有十一人，捐款總數為四千二百零五元。
這個數字小的可憐，但在那個我後來稱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這點錢已很夠使我們那個刊物完全獨立了。
當時排字工價不貴，紙價不貴，校對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呂先生負責，所以開銷很省。
最大的節省是我們寫文字的人都是因
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
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
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時隻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戶回國了。
在君的預言——“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後完全證實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軍人在沈陽的暴行果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影響到整個東亞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命運。
在蔣孟鄰先生領導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開學的。
開學後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們還不知道沈陽的事變。
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知道昨夜十點鐘，日本軍隊炮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沒有抵抗。
那天我的日記有這一條：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
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後（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章裡，有這一段記載：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
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
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
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 我引這兩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個時期對于當前的局勢的看法。
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
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複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
在君在幾年前曾很感慨的對我說：“從前許劭說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我們這班人恐怕隻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裡能夠幹些什麼呢？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
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讨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周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
當時我更不熱心，因為剛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為幾個朋友的熱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對了。
有幾個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來也常參加讨論的聚餐，他們始終不贊成辦刊物，後來都沒有加入獨立評論社。
在君提議，仿照《努力周報》的辦法，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了三個月的捐款，然後出版。
後來因為我割治一個潰了的盲腸，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們積了近五個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獨立評論》（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出版之後，捐款仍繼續。
後來刊物銷路增加了，捐款減到千分之二五。
《獨立》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
這都是在君的主張，為的是要使刊物在經濟上完全獨立。
原來的社員隻有十一人，捐款總數為四千二百零五元。
這個數字小的可憐，但在那個我後來稱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這點錢已很夠使我們那個刊物完全獨立了。
當時排字工價不貴，紙價不貴，校對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呂先生負責，所以開銷很省。
最大的節省是我們寫文字的人都是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