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回到地質學來:廣西的地質調查(1928)——西南地質調查隊(1929—1930)——北大地質學教授(193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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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革的計劃。

    這個方案即是次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九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開第五次常會通過的“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二百萬元,作為合作特别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的合作辦法(此案大意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各報),這個合作辦法的一個主要項目是設立“研究教授”若幹名,其人選“以對于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于著述,為标準”,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應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設備費”。

    “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六小時,并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

    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丁在君就是孟鄰先生改革北大時新聘的研究教授之一。

    同時發表的研究教授共有十五人,名單如下: 理學院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競汪敬熙曾昭掄劉樹杞馮祖荀 許骧 文學院周作人湯用彤陳受頤劉複徐志摩 法學院劉志趙迺抟 在君在北京大學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質學教授,從民國二十年秋季開學起,到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止。

    他自己說,這三年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三年。

    這是因為他是天生的最好教師,因為他最愛護青年學生,因為他真能得到教師的樂處。

    我在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有這一段日記: 在君來吃午飯,談了一點多鐘。

    他是一個最好的教師,對學生最熱心,對功課最肯費工夫準備。

    每談起他的學生如何用功,他真覺得眉飛色舞。

    他對他班上的學生某人天資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記得清楚。

    今天他大考後抱了二十五本試卷來,就在我的書桌上挑出三個他最賞識的學生的試卷來,細細的看了,說:“果然!我的賞識不錯!這三個人的分數各得八十七分。

    我的題目太難了!”我自己對他常感覺慚愧。

     在君死後,我請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給《獨立評論》寫一篇《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在那篇很動人的紀念文字裡,他說: ……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我們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機會,而且相處有四年之久。

    我們真正的覺得,丁先生不隻有作教師的資格,而且能全部的盡了他做教師的責任。

     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

    ……他嘗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他對于标本挂圖等類,都全力羅緻,除自己采集繪制之外,還要請托中外朋友幫忙,務求美備。

    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曾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

    我們的标本也給丁先生弄破産了。

    ”……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的故事,加以科學解釋,……漸漸引人入勝。

    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口的名詞,同幹燥的數目字。

    但是聽丁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着幹枯的。

    …… 有一次……講到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标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子不像?這俗話叫做馬蹄石,說是穆桂英的桃花馬踏成的。

    山西北部到處都有。

    ”他然後作科學的解釋。

     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占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一分田。

    ’這句俗話上的數字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同。

    ”……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

    …… 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

    實習的地點同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周密的計劃才決定。

    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耽誤應講授的功課。

    假期……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辛苦的旅行工作。

     凡預定實習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

    如果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後才帶學生去。

     旅行的時候,吃飯、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與學生完全一緻。

    ……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的一切物件,均必攜帶齊備。

    服裝必須合适。

    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

    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照規矩,以身作則。

    不如此,學生不能有徹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 這樣的教師,丁文江先生,給予學生們的好處不隻是學問知識同治學訓練。

    他那活潑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訓練的徹底,待人的誠懇,……無形之中感化到學生身上的,實在更為重要。

     我詳細引了高振西先生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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