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月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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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還有，我的父親……” 鄭曉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沒有父親？” “一個人怎麼能沒有父親！”楚雁潮這句話幾乎是喊出來的，從童年時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鄰家的小孩和同學們認為他“沒有父親”的侮辱。
但不知為什麼，他現在“喊”出來的這句話卻聲音非常低，而且顯得沙啞，“我有父親，但是他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在履曆表上都填過的，組織上不了解嗎？” 他的臉漲得紫紅，期待地望着黨的代表。
他希望鄭曉京再仔細回想一下，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複：這些情況，組織上都掌握，并不成為你入黨的障礙。
那麼，他會毫無矯飾地立即流下熱淚，而不管最終能否成為一名共産黨員，也為卸下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遺憾，他等了一秒、兩秒……一直等了很久，兩眼直直地望着，卻沒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權力雖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鄭曉京并沒有看過楚雁潮的檔案——那種被某些人稱之為“生死簿”的東西。
現在，她為自己準備不足而貿然采取的行動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親，”她預感到那一定是個不妙的角色，隻能往壞的方面猜測，“是地主？資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聲音低得幾乎自己都聽不見，也許僅僅嘴唇在嚅動。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麼呀？”鄭曉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頭，在當今社會中最壞的稱謂輪番向他壓過來，使他難于承受！看來，“母親”并不了解他的父親，他後悔自己主動地引出了這個話題。
現在他想後退也已經不可能了，僅僅出于維護自我的尊嚴他也必須澄清這位舉足輕重的鄭曉京對他的種種誤解，何況他要說的都已經白紙黑字記載在檔案裡，對黨組織來說，也根本不成其為秘密！ 他緩緩地擡起頭來，臉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漲成的紫紅褪去了，玳瑁眼鏡後面的雙眼不再猶疑閃爍而恢複了平靜。
現在，鄭曉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語講台上的楚雁潮，他鎮定自若，侃侃而談…… 那已經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國正處在國共兩黨之間“圍剿”和反“圍剿”的激戰之中，上海則是在文化上兩股政治勢力你死我活的戰場。
那時候，楚雁潮還懷在母腹之中。
8月31日——母親說過無數遍以緻使楚雁潮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學教國文兼英語的父親剛剛下班回家，還沒來得及脫下長衫，聽得樓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為是熟人來找，便應聲走出亭子間下了樓。
這時候，母親無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卻看見兩個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親撲過去，一個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個飛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親吓壞了，放下抱在懷中的姐姐就往樓下奔，但是父親已經被拖進了一輛不知什麼時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母親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車。
她到處哭訴，到處打聽，沒有任何音信。
她哀求校長為她做主，校長躲都躲不及：“學校出了這種事體，誰能想到？楚先生個人的所作所為，與本校無涉！你問你的丈夫去！” 到哪裡去問？父親無影無蹤。
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劃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親在絕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親早已有的囑咐，命名為“雁潮”。
誰能夠想象母親在怎樣艱難的境遇中帶大了這姐弟倆？一個小學教師的薪水不足以養活三口之家，她還在星期天給人家洗過衣服，當過娘姨（保姆）。
姐姐僅僅讀完了小學就辍學了，可是母親堅持讓雁潮讀書，因為他是這個家庭惟一的男孩。
每天晚上，母親在燈下仔仔細細地檢查兒子的作業，逐字逐句地糾正他的差錯，一邊感歎着：“要是侬格阿爸還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但是阿爸永遠也沒有回來。
母親希望雁潮快些長大，長成像父親一樣的男子漢，“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楚雁潮從來沒見過父親，家裡竟然連父親的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因為他不可能預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沒有任何準備。
兒子就永遠也無法認識父親，隻能千遍萬遍地在想象中追尋。
後來這個家被房東驅趕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沒能留下父親的什麼有研究價值的遺物。
他的遺物也無非就是一些和母親共用的書，一些舊衣服和一把舊雨傘，還有一函線裝的《楚氏族譜》，母親一直舍不得丢掉，因為那上面記載着楚家的血脈，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過“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書時的最後一代則興辦了“國學”。
上面當然沒有來得及印上父親和楚雁潮的名字，但這條千古未絕的血脈正是由他們延續下來的。
盡管母親有千種遺憾萬種感傷，但她覺得惟一對得起父親的是給他生了個兒子，留下了根。
父親恐怕早就死了，也許就在他被抓走的當天晚上。
是誰殺死了父親呢？不知道。
二十多年來，母親、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沒有找到任何線索。
父親到底是個什麼人呢？不知道。
無論他是作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殺害，還是作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懲罰，都應該留下一點蛛絲馬迹，供後人做一個結論。
但是沒有。
也許是因為父親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邊都數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沒有記着他，沒有留下哪怕隻有幾個字的記載。
這個謎，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許多年，也沒有找到謎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歲。
他錯過了佩戴新中國第一批紅領巾的年齡。
進了高中，他和許多純潔得像水一樣的同學一道，虔誠地遞交了入團申請書。
但是，一次、兩次、三次……直到他畢業，也沒有得到批準。
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嗎？不是，從校長到每一個同學都公認他是最優秀的學生。
原因隻是由于他那個不明不白的父親。
誰知道你是什麼人的後代？也許你父親是個罪有應得的特務、曆史反革命。
即使他曾經是個革命者，誰又能保證他被捕之後沒有叛變投敵？總之，一切都沒有人能證明。
一個中學生就這樣被翻來覆去地審查了許多次，而每次都是以問号開始又以問号結束，在這個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滿了迷霧，把一顆飽含熱血的心紮得幹瘡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我從來也沒見過他，他是好是壞，和我有什麼關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麼榮耀；難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須承擔罪責嗎？還有父親的父親、祖父的祖父，什麼“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孫負責嗎？我為什麼不能走自己的路？ 誰也不能給他以透徹的解釋，一股巨大而無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樣牢牢地壓在他的心上，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母親總是流着淚開導他：沒有資格問政治就不要間政治，好好讀書，好好做人，這是最要緊的！他就是在這樣的母訓下憑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學。
他感激北大錄取了他，表現了難得的寬容。
他對北大懷着兒子對母親那樣的感情。
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親”對他的父親到底持什麼看法。
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專業水平，說不定對父親的問題還有過争論。
留校畢竟不同于入黨，他一直沒有勇氣再在政治上做無謂的試探，因為那是徒勞無益的，隻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創傷。
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卻比他固執，堅持不懈地追求着黨組織，任何一次黨課都去聽，每一個黨員的發展會都去列席，申請書、思想彙報不知道寫了多少份，被同事們譏笑為“黨迷”，但至今也沒有結果，快三十歲的人了，還整天流着眼淚、追着領導訴說。
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來證明信仰的真誠，而又有誰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願意讓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樣的笑柄。
五年上學、一年見習和一年多的執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該做的一切，卻始終徘徊在黨的門外，沒有再向前邁出一步…… 楚雁潮要說的已經說完了。
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積郁，他似乎應該感到一絲宣洩的快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但是沒有。
他留下的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号，仍然壓迫着他。
也許是因為壓得太久了，他已經習慣了，并不覺得過分的沉重。
隻是在今天，在此時此刻，當他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塊巨石時，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靜靜地望着鄭曉京，等待她的反應。
既然鄭曉京是黨派來的，他就不能拒絕組織的審查。
既然他把黨當做母親，他就應該像兒子一樣坦誠。
既然他有勇氣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顧忌會不會得到已經重複過多次的後果。
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鄭曉京的評判的時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鄭曉京微微地張着嘴，雙眼一片茫然。
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聞所未聞，甚至沒有一點“似曾相識”的事例可供參照。
簡單之極，而又複雜之極，年輕的“布爾什維克”還沒有遇見過這麼令人煩心的事兒！ 沉默。
楚雁潮已經預感到，命運将再一次無情地重複。
鄭曉京卻突然說話了：“您父親……他平時表現怎麼樣？” “我不知道，”楚雁潮對這樣幼稚的問題已經不願意糾纏，“那是和現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很難談什麼‘表現’。
人品好壞、學問高低也未必能說明什麼問題。
宋代的蔡京，個人生活是節儉的，書法還有很高的造詣，但在政治上卻是個不光彩的角色。
”他似乎并不想為父親做什麼辯解，竟舉了這樣的例子。
“我說的就是他的政治傾向，”鄭曉京依然很認真地問
但不知為什麼，他現在“喊”出來的這句話卻聲音非常低，而且顯得沙啞，“我有父親，但是他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在履曆表上都填過的，組織上不了解嗎？” 他的臉漲得紫紅，期待地望着黨的代表。
他希望鄭曉京再仔細回想一下，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複：這些情況，組織上都掌握，并不成為你入黨的障礙。
那麼，他會毫無矯飾地立即流下熱淚，而不管最終能否成為一名共産黨員，也為卸下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遺憾，他等了一秒、兩秒……一直等了很久，兩眼直直地望着，卻沒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權力雖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鄭曉京并沒有看過楚雁潮的檔案——那種被某些人稱之為“生死簿”的東西。
現在，她為自己準備不足而貿然采取的行動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親，”她預感到那一定是個不妙的角色，隻能往壞的方面猜測，“是地主？資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聲音低得幾乎自己都聽不見，也許僅僅嘴唇在嚅動。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麼呀？”鄭曉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頭，在當今社會中最壞的稱謂輪番向他壓過來，使他難于承受！看來，“母親”并不了解他的父親，他後悔自己主動地引出了這個話題。
現在他想後退也已經不可能了，僅僅出于維護自我的尊嚴他也必須澄清這位舉足輕重的鄭曉京對他的種種誤解，何況他要說的都已經白紙黑字記載在檔案裡，對黨組織來說，也根本不成其為秘密！ 他緩緩地擡起頭來，臉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漲成的紫紅褪去了，玳瑁眼鏡後面的雙眼不再猶疑閃爍而恢複了平靜。
現在，鄭曉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語講台上的楚雁潮，他鎮定自若，侃侃而談…… 那已經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國正處在國共兩黨之間“圍剿”和反“圍剿”的激戰之中，上海則是在文化上兩股政治勢力你死我活的戰場。
那時候，楚雁潮還懷在母腹之中。
8月31日——母親說過無數遍以緻使楚雁潮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學教國文兼英語的父親剛剛下班回家，還沒來得及脫下長衫，聽得樓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為是熟人來找，便應聲走出亭子間下了樓。
這時候，母親無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卻看見兩個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親撲過去，一個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個飛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親吓壞了，放下抱在懷中的姐姐就往樓下奔，但是父親已經被拖進了一輛不知什麼時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母親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車。
她到處哭訴，到處打聽，沒有任何音信。
她哀求校長為她做主，校長躲都躲不及：“學校出了這種事體，誰能想到？楚先生個人的所作所為，與本校無涉！你問你的丈夫去！” 到哪裡去問？父親無影無蹤。
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劃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親在絕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親早已有的囑咐，命名為“雁潮”。
誰能夠想象母親在怎樣艱難的境遇中帶大了這姐弟倆？一個小學教師的薪水不足以養活三口之家，她還在星期天給人家洗過衣服，當過娘姨（保姆）。
姐姐僅僅讀完了小學就辍學了，可是母親堅持讓雁潮讀書，因為他是這個家庭惟一的男孩。
每天晚上，母親在燈下仔仔細細地檢查兒子的作業，逐字逐句地糾正他的差錯，一邊感歎着：“要是侬格阿爸還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但是阿爸永遠也沒有回來。
母親希望雁潮快些長大，長成像父親一樣的男子漢，“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楚雁潮從來沒見過父親，家裡竟然連父親的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因為他不可能預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沒有任何準備。
兒子就永遠也無法認識父親，隻能千遍萬遍地在想象中追尋。
後來這個家被房東驅趕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沒能留下父親的什麼有研究價值的遺物。
他的遺物也無非就是一些和母親共用的書，一些舊衣服和一把舊雨傘，還有一函線裝的《楚氏族譜》，母親一直舍不得丢掉，因為那上面記載着楚家的血脈，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過“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書時的最後一代則興辦了“國學”。
上面當然沒有來得及印上父親和楚雁潮的名字，但這條千古未絕的血脈正是由他們延續下來的。
盡管母親有千種遺憾萬種感傷，但她覺得惟一對得起父親的是給他生了個兒子，留下了根。
父親恐怕早就死了，也許就在他被抓走的當天晚上。
是誰殺死了父親呢？不知道。
二十多年來，母親、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沒有找到任何線索。
父親到底是個什麼人呢？不知道。
無論他是作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殺害，還是作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懲罰，都應該留下一點蛛絲馬迹，供後人做一個結論。
但是沒有。
也許是因為父親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邊都數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沒有記着他，沒有留下哪怕隻有幾個字的記載。
這個謎，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許多年，也沒有找到謎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歲。
他錯過了佩戴新中國第一批紅領巾的年齡。
進了高中，他和許多純潔得像水一樣的同學一道，虔誠地遞交了入團申請書。
但是，一次、兩次、三次……直到他畢業，也沒有得到批準。
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嗎？不是，從校長到每一個同學都公認他是最優秀的學生。
原因隻是由于他那個不明不白的父親。
誰知道你是什麼人的後代？也許你父親是個罪有應得的特務、曆史反革命。
即使他曾經是個革命者，誰又能保證他被捕之後沒有叛變投敵？總之，一切都沒有人能證明。
一個中學生就這樣被翻來覆去地審查了許多次，而每次都是以問号開始又以問号結束，在這個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滿了迷霧，把一顆飽含熱血的心紮得幹瘡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我從來也沒見過他，他是好是壞，和我有什麼關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麼榮耀；難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須承擔罪責嗎？還有父親的父親、祖父的祖父，什麼“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孫負責嗎？我為什麼不能走自己的路？ 誰也不能給他以透徹的解釋，一股巨大而無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樣牢牢地壓在他的心上，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母親總是流着淚開導他：沒有資格問政治就不要間政治，好好讀書，好好做人，這是最要緊的！他就是在這樣的母訓下憑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學。
他感激北大錄取了他，表現了難得的寬容。
他對北大懷着兒子對母親那樣的感情。
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親”對他的父親到底持什麼看法。
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專業水平，說不定對父親的問題還有過争論。
留校畢竟不同于入黨，他一直沒有勇氣再在政治上做無謂的試探，因為那是徒勞無益的，隻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創傷。
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卻比他固執，堅持不懈地追求着黨組織，任何一次黨課都去聽，每一個黨員的發展會都去列席，申請書、思想彙報不知道寫了多少份，被同事們譏笑為“黨迷”，但至今也沒有結果，快三十歲的人了，還整天流着眼淚、追着領導訴說。
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來證明信仰的真誠，而又有誰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願意讓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樣的笑柄。
五年上學、一年見習和一年多的執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該做的一切，卻始終徘徊在黨的門外，沒有再向前邁出一步…… 楚雁潮要說的已經說完了。
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積郁，他似乎應該感到一絲宣洩的快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但是沒有。
他留下的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号，仍然壓迫着他。
也許是因為壓得太久了，他已經習慣了，并不覺得過分的沉重。
隻是在今天，在此時此刻，當他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塊巨石時，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靜靜地望着鄭曉京，等待她的反應。
既然鄭曉京是黨派來的，他就不能拒絕組織的審查。
既然他把黨當做母親，他就應該像兒子一樣坦誠。
既然他有勇氣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顧忌會不會得到已經重複過多次的後果。
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鄭曉京的評判的時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鄭曉京微微地張着嘴，雙眼一片茫然。
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聞所未聞，甚至沒有一點“似曾相識”的事例可供參照。
簡單之極，而又複雜之極，年輕的“布爾什維克”還沒有遇見過這麼令人煩心的事兒！ 沉默。
楚雁潮已經預感到，命運将再一次無情地重複。
鄭曉京卻突然說話了：“您父親……他平時表現怎麼樣？” “我不知道，”楚雁潮對這樣幼稚的問題已經不願意糾纏，“那是和現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很難談什麼‘表現’。
人品好壞、學問高低也未必能說明什麼問題。
宋代的蔡京，個人生活是節儉的，書法還有很高的造詣，但在政治上卻是個不光彩的角色。
”他似乎并不想為父親做什麼辯解，竟舉了這樣的例子。
“我說的就是他的政治傾向，”鄭曉京依然很認真地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