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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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上海商埠督辦或總辦的事。
在君最愛談這一段故事，他說： 孫馨遠說：丁先生，請你想想，你在哪一個方面可以幫我頂多的忙？ 我說，我早已想過了。
孫問：哪一個方面？ 我說：我曾想過，這時候中國頂需要的是一個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
現在的軍官學校，甚至于所謂“陸軍大學”，程度都很幼稚。
裡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
這些軍官學校的專門訓練當然比不上外國同等的學校，而且軍事以外的普通學科更是非常缺乏。
所以我常說：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後。
例如用翻譯教課，在中國各大學已經廢棄了二十年，而現在陸軍大學的外國教官上課，還用翻譯；學生沒有一個能直接聽講的。
足見高等軍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後二十年。
現在各地軍官學校教出來的軍官都缺乏現代知識，都缺乏現代訓練，甚至于連軍事地圖都不會讀！所以我常常有一種夢想，想替國家辦一個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軍官學校。
我自信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軍官學校校長。
孫馨遠聽了大笑。
他說：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我很佩服。
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我還懂得一點。
現在還不敢請教你。
他說了又大笑。
他當我說的是笑話！ 【附注】這段話是我在三十年後的追憶，當然不是很正确的。
但我寫此段，曾參考在君自己的文字，如他的《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評論》第十一号，頁三，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如他的《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三十七号，頁六，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在那兩篇裡，他都說過：“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學校還要落後。
” 在兩處他都舉用翻譯教課為落後之證。
在君确曾有改革中國高等軍事教育的雄心。
他留學英國多年，又常到德國法國旅行，在德國住過較長的時間，他頗注意這三個國家的軍事教育。
他和我在北京認識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兵工署署長克羅希爾将軍（GeneralWilliamC.Crozier）。
這位将軍退休後，每年同他的夫人總來北京住幾個月，我們成了忘年的朋友，常常在一塊談天。
這位克将軍是美國西點陸軍大學畢業的，他的記憶力最強，學問很淵博，不但有軍事工程的專門學識，還富于曆史地理的知識和政治理解。
他在美國參戰期中，從曆史檔案裡尋出五十多年前南北美内戰時期國會已通過而未及實施的一個建立國家科學研究機構的法案，他提出來送請威爾遜總統依據此案即行成立一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ResearchCouncil），作為全國的科學及工業研究的一個溝通整統的總機構，以避免工作上的重複，并增加研究合作的效能。
這個全國委員會在第一次大戰時曾發生很大的作用。
在君和我每次同這位老将軍吃飯談天之後，常常慨歎：“這種富于現代知識而終身好學不倦的軍人，真是可以敬佩的！”在君常說，“中國的軍事首領之中，不少有指揮的天才，愛國的熱誠，堅強的毅力，但因為缺乏現代的知識和訓練，往往不夠擔任國家危難時期的艱巨責任。
這真是國家的大損失，最可惋惜的！” 在君是兩腳走遍全國的地理學者，所以他有資格說軍事學校出來的軍官不會讀地圖。
他常說，“地理是軍事學的一個骨幹。
顧亭林、顧景範，他們身經亡國之痛，終身研究地理，其實是終身研究軍事，研究戰略。
他們都是有遠見，有深意的。
” 在君理想中的高等軍事學校，據他平日的口談，至少要做到幾個标準：第一，教員的選擇，必須采嚴格的學術标準；第二，學生的選擇，必須廢除保送制，必須用嚴格的入學考試來挑選最優秀的人才；第三，學校必須有第一流曆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學系，要使學軍事的人能夠得到軍事以外的現代學識。
他這種議論，不但對孫傳芳說過，也曾對國民黨的軍事領袖們說過。
隻因為他從沒有帶過兵，沒有打過仗，所以他自信最能夠辦好的一件事業——為中國辦一個完全現代化的高等軍官學校——誰也不會請他去辦！ 【附注】我要引《獨立評論》第四十一号的幾句話，替“軍官不會讀地圖”一句話作個附注：當民國二十二年熱河陷落之前，北平的一個民衆機關負責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
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
”蘇甲榮的地圖豈能作軍事地圖用！何況各軍連這種簡單地圖都沒有！ 五月五日孫傳芳在上海總商會發表“大上海”的計劃和組織的演說，是在君起草的，外國報紙上登出的英文譯稿也是在君寫的。
（全文見5月6日上海各報。
我在此章摘出的文句是依據英文《中國年鑒》1925年份，頁一○一二——一○一四的英文譯本。
）我們必須重讀這篇演說，才可以了解在君當日肯出來擔任這件大事，确是因為他自己曾經仔細想過這個“大上海”的問題，曾經用自己的意見修改了軍人政客們的原來的簡陋計劃，所以他的愛國心使他相信這個新改定的“大上海”的理想是值得努力使他實現的，也是可以逐漸實現，逐漸成為收回外國租界的基礎的。
這篇演說裡提出的“大上海”的計劃，就是要建立一個行政總機構，把租界四周圍的中國地區——南市、閘北、滬西、浦東、吳淞——向來沒有統一的行政中心的，完全統一在這個新的行政總機構（淞滬商埠督辦公署）之下；要使這個行政中心
在君最愛談這一段故事，他說： 孫馨遠說：丁先生，請你想想，你在哪一個方面可以幫我頂多的忙？ 我說，我早已想過了。
孫問：哪一個方面？ 我說：我曾想過，這時候中國頂需要的是一個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
現在的軍官學校，甚至于所謂“陸軍大學”，程度都很幼稚。
裡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
這些軍官學校的專門訓練當然比不上外國同等的學校，而且軍事以外的普通學科更是非常缺乏。
所以我常說：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後。
例如用翻譯教課，在中國各大學已經廢棄了二十年，而現在陸軍大學的外國教官上課，還用翻譯；學生沒有一個能直接聽講的。
足見高等軍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後二十年。
現在各地軍官學校教出來的軍官都缺乏現代知識，都缺乏現代訓練，甚至于連軍事地圖都不會讀！所以我常常有一種夢想，想替國家辦一個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軍官學校。
我自信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軍官學校校長。
孫馨遠聽了大笑。
他說：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我很佩服。
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我還懂得一點。
現在還不敢請教你。
他說了又大笑。
他當我說的是笑話！ 【附注】這段話是我在三十年後的追憶，當然不是很正确的。
但我寫此段，曾參考在君自己的文字，如他的《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評論》第十一号，頁三，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如他的《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三十七号，頁六，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在那兩篇裡，他都說過：“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學校還要落後。
” 在兩處他都舉用翻譯教課為落後之證。
在君确曾有改革中國高等軍事教育的雄心。
他留學英國多年，又常到德國法國旅行，在德國住過較長的時間，他頗注意這三個國家的軍事教育。
他和我在北京認識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兵工署署長克羅希爾将軍（GeneralWilliamC.Crozier）。
這位将軍退休後，每年同他的夫人總來北京住幾個月，我們成了忘年的朋友，常常在一塊談天。
這位克将軍是美國西點陸軍大學畢業的，他的記憶力最強，學問很淵博，不但有軍事工程的專門學識，還富于曆史地理的知識和政治理解。
他在美國參戰期中，從曆史檔案裡尋出五十多年前南北美内戰時期國會已通過而未及實施的一個建立國家科學研究機構的法案，他提出來送請威爾遜總統依據此案即行成立一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ResearchCouncil），作為全國的科學及工業研究的一個溝通整統的總機構，以避免工作上的重複，并增加研究合作的效能。
這個全國委員會在第一次大戰時曾發生很大的作用。
在君和我每次同這位老将軍吃飯談天之後，常常慨歎：“這種富于現代知識而終身好學不倦的軍人，真是可以敬佩的！”在君常說，“中國的軍事首領之中，不少有指揮的天才，愛國的熱誠，堅強的毅力，但因為缺乏現代的知識和訓練，往往不夠擔任國家危難時期的艱巨責任。
這真是國家的大損失，最可惋惜的！” 在君是兩腳走遍全國的地理學者，所以他有資格說軍事學校出來的軍官不會讀地圖。
他常說，“地理是軍事學的一個骨幹。
顧亭林、顧景範，他們身經亡國之痛，終身研究地理，其實是終身研究軍事，研究戰略。
他們都是有遠見，有深意的。
” 在君理想中的高等軍事學校，據他平日的口談，至少要做到幾個标準：第一，教員的選擇，必須采嚴格的學術标準；第二，學生的選擇，必須廢除保送制，必須用嚴格的入學考試來挑選最優秀的人才；第三，學校必須有第一流曆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學系，要使學軍事的人能夠得到軍事以外的現代學識。
他這種議論，不但對孫傳芳說過，也曾對國民黨的軍事領袖們說過。
隻因為他從沒有帶過兵，沒有打過仗，所以他自信最能夠辦好的一件事業——為中國辦一個完全現代化的高等軍官學校——誰也不會請他去辦！ 【附注】我要引《獨立評論》第四十一号的幾句話，替“軍官不會讀地圖”一句話作個附注：當民國二十二年熱河陷落之前，北平的一個民衆機關負責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
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
”蘇甲榮的地圖豈能作軍事地圖用！何況各軍連這種簡單地圖都沒有！ 五月五日孫傳芳在上海總商會發表“大上海”的計劃和組織的演說，是在君起草的，外國報紙上登出的英文譯稿也是在君寫的。
（全文見5月6日上海各報。
我在此章摘出的文句是依據英文《中國年鑒》1925年份，頁一○一二——一○一四的英文譯本。
）我們必須重讀這篇演說，才可以了解在君當日肯出來擔任這件大事，确是因為他自己曾經仔細想過這個“大上海”的問題，曾經用自己的意見修改了軍人政客們的原來的簡陋計劃，所以他的愛國心使他相信這個新改定的“大上海”的理想是值得努力使他實現的，也是可以逐漸實現，逐漸成為收回外國租界的基礎的。
這篇演說裡提出的“大上海”的計劃，就是要建立一個行政總機構，把租界四周圍的中國地區——南市、閘北、滬西、浦東、吳淞——向來沒有統一的行政中心的，完全統一在這個新的行政總機構（淞滬商埠督辦公署）之下；要使這個行政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