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蘇俄的旅行（1933）——最後三年的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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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國革命時，國家銀行的金币有十二萬萬九千五百萬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有十六萬萬八千多萬盧布。
歐戰以前俄國是個出超的國家，每年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
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之田，有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于華畝二十五畝。
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
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以前每年已出産到一千萬噸。
歐戰以前，俄國每年出産四百九十萬噸鋼鐵。
這種種條件都是蘇俄革命政府的資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質界朋友平時注意并且歆羨的。
試舉石油一項，蘇俄在全世界第二位。
革命以前，俄國已出産到每年一千萬噸。
革命以後，減到四百萬噸。
1931年已超過了二千萬噸，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
1933年——在君遊蘇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萬噸。
（《獨立》第一五六号） 在君常說，俄國至少是一個有産可共的國家。
我們同俄國比，是一個無産可共的國家。
所以他要去看看蘇俄革命後十五年來的成績，要去看看蘇俄如何利用那許多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在統一的國家，獨裁的政治，計劃的經濟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麼樣子的成績。
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縮短為四年零三個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滿期的（看《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譯的，見《獨立》第五十号）。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一個極大規模的方案來統治一個大國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活動。
當時人把這第一個五年計劃看作蘇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甯新經濟政策）。
在君到蘇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滿期之後八個月。
在君和我們前幾年都曾提倡過“有計劃的政治”。
近幾年來，我的思想稍稍改變了，頗覺悟古代哲人提倡無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行的專家，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于蘇俄的極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着極大興趣，“極熱忱的希望他成功”。
他在出國之前發表的那篇長文裡，曾說： ……如果〔蘇俄〕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産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劇烈的階級鬥争，西歐北美都要共産，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徹底改變，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
（《獨立》第五十一号，頁十一） 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這兩個标準——“使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産和消費相均衡”——去估量蘇俄的成功與否，那麼，他此次遊曆蘇俄歸來應該是很失望的。
我們看他的遊記，他并沒有多大的失望。
他充分的了解，這種絕大規模的計劃的建設決不是四五年短時期之内就可以判斷成敗的。
他的遊記使我們知道，單在他自己所學的方面，集合三千個地質家做研究設計，二千隊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那種規模，那種氣象，是曾使他感覺大興奮的。
他的蘇俄旅行，時間隻有四十天，地域隻限于新舊兩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礦鐵廠水電廠。
但因為他是一位有科學訓練的觀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興趣的愛國者，他的觀察和從觀察所得的教訓似乎都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這裡略述在君從蘇俄歸來後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見于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獨立》一百号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獨立》一○八号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獨立》一三三号 再論民治與獨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獨立》一三七号 科學化的建設（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廣播）《獨立》一五一号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獨立》一六三号 他從歐洲歸來，繼續在北京大學教了兩學期的地質學。
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總幹事的職務。
這些文字之中，後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時期發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兩段專說他的政治思想。
他說： 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
……宗教心（即是“為全體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
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别豐富的人，都是少數。
因為如此，所以我對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他并沒有驟然的變化，他是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的重要的。
（看他在《努力周報》時期寫的《少數人的責任》。
）但他在1933年出國，不但是希忒拉剛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他到美國時又正值羅斯福的“新法”的第一個半年，正當美國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都授予羅斯福的時期。
所以在君環遊世界歸來，不免受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影響，他不但對于議會政體“沒有興趣”，他要公開的讨論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政治”了。
他接着說：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
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
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顯明了。
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讨論。
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隻是時間問題。
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獨裁”的方式了： 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内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
并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産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又能夠組織一國的才智之士來做設計統治的工作：這是他在1933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産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頗有批評在君不應該提倡獨裁的政治的。
在二十多年後，我們回頭細讀他的政論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幾篇政論放在一塊讀下去——我們方才能夠認識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态度，他的細密思考。
他的《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和《科學化的建設》兩篇更值得我們細讀。
那個時期最時髦的兩個口号是“統制經濟”和“建設”。
在君指出“統制經濟”必須先具備三個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一的政府。
……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
……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
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于北方。
……南北如此，東西亦複如此。
…… 第二個必需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統制棉業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制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制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裡，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
歐戰以前俄國是個出超的國家，每年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
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之田，有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于華畝二十五畝。
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
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以前每年已出産到一千萬噸。
歐戰以前，俄國每年出産四百九十萬噸鋼鐵。
這種種條件都是蘇俄革命政府的資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質界朋友平時注意并且歆羨的。
試舉石油一項，蘇俄在全世界第二位。
革命以前，俄國已出産到每年一千萬噸。
革命以後，減到四百萬噸。
1931年已超過了二千萬噸，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
1933年——在君遊蘇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萬噸。
（《獨立》第一五六号） 在君常說，俄國至少是一個有産可共的國家。
我們同俄國比，是一個無産可共的國家。
所以他要去看看蘇俄革命後十五年來的成績，要去看看蘇俄如何利用那許多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在統一的國家，獨裁的政治，計劃的經濟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麼樣子的成績。
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縮短為四年零三個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滿期的（看《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譯的，見《獨立》第五十号）。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一個極大規模的方案來統治一個大國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活動。
當時人把這第一個五年計劃看作蘇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甯新經濟政策）。
在君到蘇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滿期之後八個月。
在君和我們前幾年都曾提倡過“有計劃的政治”。
近幾年來，我的思想稍稍改變了，頗覺悟古代哲人提倡無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行的專家，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于蘇俄的極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着極大興趣，“極熱忱的希望他成功”。
他在出國之前發表的那篇長文裡，曾說： ……如果〔蘇俄〕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産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劇烈的階級鬥争，西歐北美都要共産，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徹底改變，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
（《獨立》第五十一号，頁十一） 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這兩個标準——“使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産和消費相均衡”——去估量蘇俄的成功與否，那麼，他此次遊曆蘇俄歸來應該是很失望的。
我們看他的遊記，他并沒有多大的失望。
他充分的了解，這種絕大規模的計劃的建設決不是四五年短時期之内就可以判斷成敗的。
他的遊記使我們知道，單在他自己所學的方面，集合三千個地質家做研究設計，二千隊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那種規模，那種氣象，是曾使他感覺大興奮的。
他的蘇俄旅行，時間隻有四十天，地域隻限于新舊兩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礦鐵廠水電廠。
但因為他是一位有科學訓練的觀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興趣的愛國者，他的觀察和從觀察所得的教訓似乎都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這裡略述在君從蘇俄歸來後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見于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獨立》一百号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獨立》一○八号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獨立》一三三号 再論民治與獨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獨立》一三七号 科學化的建設（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廣播）《獨立》一五一号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獨立》一六三号 他從歐洲歸來，繼續在北京大學教了兩學期的地質學。
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總幹事的職務。
這些文字之中，後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時期發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兩段專說他的政治思想。
他說： 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
……宗教心（即是“為全體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
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别豐富的人，都是少數。
因為如此，所以我對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他并沒有驟然的變化，他是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的重要的。
（看他在《努力周報》時期寫的《少數人的責任》。
）但他在1933年出國，不但是希忒拉剛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他到美國時又正值羅斯福的“新法”的第一個半年，正當美國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都授予羅斯福的時期。
所以在君環遊世界歸來，不免受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影響，他不但對于議會政體“沒有興趣”，他要公開的讨論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政治”了。
他接着說：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
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
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顯明了。
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讨論。
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隻是時間問題。
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獨裁”的方式了： 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内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
并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産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又能夠組織一國的才智之士來做設計統治的工作：這是他在1933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産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頗有批評在君不應該提倡獨裁的政治的。
在二十多年後，我們回頭細讀他的政論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幾篇政論放在一塊讀下去——我們方才能夠認識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态度，他的細密思考。
他的《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和《科學化的建設》兩篇更值得我們細讀。
那個時期最時髦的兩個口号是“統制經濟”和“建設”。
在君指出“統制經濟”必須先具備三個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一的政府。
……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
……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
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于北方。
……南北如此，東西亦複如此。
…… 第二個必需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統制棉業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制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制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裡，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