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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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
”她和我母親跟胡适先生同桌打過牌。
戰後報上登着胡适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着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着笑了起來說，“胡适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
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内的，對外隻限于輸入。
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适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榮與弗洛伊德齊名。
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
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适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制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
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談，我确是如對神明。
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
适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
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年代。
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
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于心的這兩段。
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
”我不由得笑了。
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
适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别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
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
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
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
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
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
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
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
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
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
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
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
”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幹淨，霓虹燈也特别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
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
剛巧胡适先生打電話來，約我
”她和我母親跟胡适先生同桌打過牌。
戰後報上登着胡适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着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着笑了起來說，“胡适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
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内的，對外隻限于輸入。
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适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榮與弗洛伊德齊名。
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
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适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制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
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談，我确是如對神明。
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
适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
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年代。
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
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于心的這兩段。
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
”我不由得笑了。
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
适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别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
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
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
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
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
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
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
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
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
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
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
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
”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幹淨，霓虹燈也特别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
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
剛巧胡适先生打電話來，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