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票煤礦公司（1921—1925）——《努力周報》（19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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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紹。
他們都是留學英國的。
孟和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又是《新青年》雜志的社員，新青年社是一個小團體，其中隻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學的，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看法比較最接近。
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國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歐洲考察戰後狀況和巴黎和會情形的考察團的團員（任公的考察團中還有蔣百裡、方震、張君劢、嘉森諸位）。
我認識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們從歐洲回來之後，我認識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個時期。
任公先生是前輩，比我大十八歲，他雖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們總把他當作一位老輩看待。
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隻大四歲；新六比我隻大一歲。
所以我們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應該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飯館席上他總是用酒來給他的筷子消毒。
他有幾次看見我頗愛喝酒，他就“操心”了。
那時候（民國九年三月）我的《嘗試集》剛出版，他就從我的一首《朋友篇》裡摘出幾句詩來請梁任公先生寫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給我，要我戒酒。
那把扇子不幸遺失了，他摘出的詩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
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規律，用錢從不敢超過他的收入，從不借債。
但他自從留學回國後，就擔負四個弟弟和一個侄兒的教育費，又須不時幫助無力的老親戚，所以他的經濟負擔很重。
他的七弟文治說： 他從二十六歲歸國後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擔負贍養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責任。
從二十六歲到四十八歲，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的壓力也在他身上。
有一時期，〔他的擔負〕每年多至三千元。
當時他沒有絲毫資本的收入，全靠勞心勞力得到的報酬。
因此他不得不離開地質調查所，去創辦熱河的北票煤礦。
現在想起來，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我們這個家是一個拖累可以有為的人下水的家。
他沒有因此受重累，隻因為他的能力強大。
（《獨立》第一八八号，頁四九） 文治說的那“一個時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淵在德國留學的時期。
文淵是民國八年出國的，他先到瑞士進了楚裡西大學，次年才到德國，準備學醫學。
在君早年本想學醫學，因為考試醫科偶然有一門不及格，不能入醫科，才改學動物學。
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學醫，他最熱心幫助，學費完全由他擔任。
文淵在瑞士的時候，在君的同學朋友曹梁廈先生（留歐學生監督處的秘書）曾對文淵說：“你令兄不是有錢的人，你不應當讓他獨力擔任你的學費。
照你的學曆，你可以請補官費。
現在教育部和江蘇省官費都有空額，你不妨寫信給在君，請他為你設法補官費。
他和留學生監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長袁希濤，高等教育司司長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資格，我想你申請一定可以核準的。
”文淵也知道他哥哥擔負他留學經費的困難，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寫信告知在君，并請他設法幫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學曆以及我們家中的經濟狀況，你當然有資格去申請。
……不過你應當曉得，國中比你更聰明，更用功，更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
他們就是沒有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能替他們擔任學費。
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争取官費。
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為的青年。
他們有請求官費的需要，和你不同。
你是否應當細細的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系來占據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為此事費心。
我既然答應擔負你的學費，如何節省籌款，都是我的事，你隻安心用功讀書就行。
”（丁文淵《文江二哥教訓我的故事》，見《熱風》第二十二号，頁十七） 但在君那時的擔任實在超過他的收入，何況那時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發不出，發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國、交通兩銀行的紙币，發不出時往往拖
他們都是留學英國的。
孟和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又是《新青年》雜志的社員，新青年社是一個小團體，其中隻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學的，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看法比較最接近。
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國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歐洲考察戰後狀況和巴黎和會情形的考察團的團員（任公的考察團中還有蔣百裡、方震、張君劢、嘉森諸位）。
我認識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們從歐洲回來之後，我認識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個時期。
任公先生是前輩，比我大十八歲，他雖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們總把他當作一位老輩看待。
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隻大四歲；新六比我隻大一歲。
所以我們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應該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飯館席上他總是用酒來給他的筷子消毒。
他有幾次看見我頗愛喝酒，他就“操心”了。
那時候（民國九年三月）我的《嘗試集》剛出版，他就從我的一首《朋友篇》裡摘出幾句詩來請梁任公先生寫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給我，要我戒酒。
那把扇子不幸遺失了，他摘出的詩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
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規律，用錢從不敢超過他的收入，從不借債。
但他自從留學回國後，就擔負四個弟弟和一個侄兒的教育費，又須不時幫助無力的老親戚，所以他的經濟負擔很重。
他的七弟文治說： 他從二十六歲歸國後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擔負贍養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責任。
從二十六歲到四十八歲，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的壓力也在他身上。
有一時期，〔他的擔負〕每年多至三千元。
當時他沒有絲毫資本的收入，全靠勞心勞力得到的報酬。
因此他不得不離開地質調查所，去創辦熱河的北票煤礦。
現在想起來，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我們這個家是一個拖累可以有為的人下水的家。
他沒有因此受重累，隻因為他的能力強大。
（《獨立》第一八八号，頁四九） 文治說的那“一個時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淵在德國留學的時期。
文淵是民國八年出國的，他先到瑞士進了楚裡西大學，次年才到德國，準備學醫學。
在君早年本想學醫學，因為考試醫科偶然有一門不及格，不能入醫科，才改學動物學。
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學醫，他最熱心幫助，學費完全由他擔任。
文淵在瑞士的時候，在君的同學朋友曹梁廈先生（留歐學生監督處的秘書）曾對文淵說：“你令兄不是有錢的人，你不應當讓他獨力擔任你的學費。
照你的學曆，你可以請補官費。
現在教育部和江蘇省官費都有空額，你不妨寫信給在君，請他為你設法補官費。
他和留學生監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長袁希濤，高等教育司司長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資格，我想你申請一定可以核準的。
”文淵也知道他哥哥擔負他留學經費的困難，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寫信告知在君，并請他設法幫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學曆以及我們家中的經濟狀況，你當然有資格去申請。
……不過你應當曉得，國中比你更聰明，更用功，更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
他們就是沒有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能替他們擔任學費。
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争取官費。
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為的青年。
他們有請求官費的需要，和你不同。
你是否應當細細的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系來占據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為此事費心。
我既然答應擔負你的學費，如何節省籌款，都是我的事，你隻安心用功讀書就行。
”（丁文淵《文江二哥教訓我的故事》，見《熱風》第二十二号，頁十七） 但在君那時的擔任實在超過他的收入，何況那時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發不出，發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國、交通兩銀行的紙币，發不出時往往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