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平衡與武俠小說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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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趕淨殺絕一樣。
從五十年代起，我們批判了武訓那種行乞興學的精神，批判了武俠小說那種仗義行俠的思想，批判了宗教，批判了教育救國論和實業救國論，批判了梁漱溟的“鄉村本位文化建設”，批判了胡風“到處有生活”、“寫真實”之類文藝觀點，批判了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批判了馬寅初的“人口控制論”，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論，六十年代初又批判了清官，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彙合論”，孫冶方的利潤學說，認為它們在制造和宣揚改良主義，對抗革命道路，甚至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
我們懷着對武裝革命勝利後的絕對崇拜，徹底貶斥這些本來有一定科學性或某種合理性，可以在社會生活中對革命起到不同的配合、輔助、補充乃至反證作用的事物和思想。
本意是要尊崇馬克思主義，實際卻取消了對曆史事物的具體分析，搞的是形而上學，既違背了曆史唯物論，也違背了辯證法。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曾正确地說過：“馬克思主義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
”（12）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上掀起的這種種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恰恰是要荒唐地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取代社會人文科學的各種學科。
其結果，教人向善的思想受到嘲笑，倡導愛心的理論受到蔑視，心理學科被宣布成“僞科學”而撤消，文化教育事業受到踐踏，見義勇為精神在我們社會中失落，到“文革”，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道德觀念卻被當作“四舊”而受到掃蕩。
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報刊大量報導的暴徒行兇無人挺身而出，小孩落水上百人圍觀，這類觸目驚心的事例一再出現，絕不是偶然的。
那是對我們破壞社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種懲罰。
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
一旦這種精神失落，人們将真正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抗惡機制将陷于癱瘓，連法制本身也難于貫徹。
四 武俠小說是否真的阻礙革命，與革命勢不兩立呢？這個問題需要辨析和澄清。
武俠小說其實隻是小說的一個品種，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思想傾向。
雖然一般武俠小說都肯定行俠仗義，急人所難，但就具體作品而言，内容比較複雜，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複仇，可以說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
《水浒傳》前半部着重寫官逼民反，頗具造反精神，故而屢次遭禁。
清末民初也有一批武俠小說，鼓吹反清排滿，當時來說與辛亥革命頗為合拍，革命性相當強烈。
而像《兒女英雄傳》這樣的小說，就相當符合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人生理想（女主人公十三妹一心想當诰命夫人），可以說對當時社會完全不具有叛逆性或破壞力。
所以，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阻礙革命顯然不符合事實，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都推動革命也未必确切。
但就多數而言，武俠小說最影響人的是正義感。
它給人灌輸一腔熱血，讓人憎恨殘暴的壓迫者，同情無辜受虐的百姓，而不是教人等待俠客拯救。
這種精神就和革命有了相通之處。
一個人如果内心全無正義感，永遠是冷血動物，決無投身革命的可能。
革命者起碼要同情下層被壓迫人民，有正義感，滿腔熱血，甘于犧牲。
《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年輕時“成天讓武俠小說迷瞪着，滿腦子的劫富濟貧，打抱不平，一心想練幾手蹿房越脊、身輕如燕的真傳”。
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參加了一個叫做“四民武術社”的團體，跟着師傅練太極，練八卦，練行俠。
據她自己說，1931年她之所以單身離家走上革命道路，與那時讀武俠小說“很有關聯”：“你想啊，惜老憐貧，除暴安良的動機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來就是吻合的麼！”《光明日報》1995年3月24日第六版所報導的楊沫這位“老革命”的現身說法，使人相信武俠小說不那麼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麼對立，相反倒有某種内在的一緻性。
在中國新文學家中，與俠文化有關系的遠不止一個楊沫。
“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就很值得研究。
他十多歲時已接觸《劍俠傳圖》以及充滿義士複仇内容的漢代野史《吳越春秋》、《越絕書》（13）等圖書。
早年自号“戛劍生”，做過若幹俠肝義膽的事。
長大後對故鄉先賢有俠氣的人物非常注意，曾經編輯過一本《會稽郡古書雜集》的書；對秋瑾這樣富有俠義精神的烈士，則尤為欽佩。
在《中國地質略論》中，魯迅正面肯定了“豪俠之士”，視為愛國者，熱情地說：“吾知豪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奮袂以起者矣。
” 1926年寫的《鑄劍》，可以說是一篇現代武俠小說。
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複仇的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魯迅自己曾經用過的筆名，足見作者對這一人物的喜愛。
墨家一向因“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被譽為俠義（孫诒讓《墨學傳授考》），魯迅也肯定“墨子之徒為俠”，直到30年代，還寫了《理水》、《非攻》兩篇小說，頌揚禹和墨子為民請命、埋頭苦幹、急人所難、不求名利的那種墨俠精神（按《莊子·天下篇》，墨子思想導源于禹）；同時也特别警惕俠在官方壓迫和引誘下的變質、堕落現象，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作了論述和揭露。
有人依據此文而斷章取義，竟說魯迅視俠士為流氓，對俠文化完全否定（14），這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誤解或曲解。
還可以舉出老舍。
這是一位童年就從傳統曲藝和小說作品中深受俠文化影響的作家。
他的小說，雖然幽默，字裡行間卻浸透着一個“義”字，讓人笑了又哭。
他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中談到《斷魂槍》時說：“它本是我所要寫的‘二拳師’中的一小塊。
‘二拳師’是個——假如能寫出來——武俠小說。
我久想寫它，可是誰知道寫出來是什麼樣呢？”（15）武俠小說并沒有寫成，但《斷魂槍》特有的那股剛烈而又悲涼之氣，依然分外感人。
老舍的長篇小說中，經常活躍着一兩個俠客的影子，如《老張的哲學》中的孫守備，《趙子曰》中
從五十年代起，我們批判了武訓那種行乞興學的精神，批判了武俠小說那種仗義行俠的思想，批判了宗教，批判了教育救國論和實業救國論，批判了梁漱溟的“鄉村本位文化建設”，批判了胡風“到處有生活”、“寫真實”之類文藝觀點，批判了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批判了馬寅初的“人口控制論”，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論，六十年代初又批判了清官，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彙合論”，孫冶方的利潤學說，認為它們在制造和宣揚改良主義，對抗革命道路，甚至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
我們懷着對武裝革命勝利後的絕對崇拜，徹底貶斥這些本來有一定科學性或某種合理性，可以在社會生活中對革命起到不同的配合、輔助、補充乃至反證作用的事物和思想。
本意是要尊崇馬克思主義，實際卻取消了對曆史事物的具體分析，搞的是形而上學，既違背了曆史唯物論，也違背了辯證法。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曾正确地說過：“馬克思主義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
”（12）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上掀起的這種種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恰恰是要荒唐地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取代社會人文科學的各種學科。
其結果，教人向善的思想受到嘲笑，倡導愛心的理論受到蔑視，心理學科被宣布成“僞科學”而撤消，文化教育事業受到踐踏，見義勇為精神在我們社會中失落，到“文革”，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道德觀念卻被當作“四舊”而受到掃蕩。
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報刊大量報導的暴徒行兇無人挺身而出，小孩落水上百人圍觀，這類觸目驚心的事例一再出現，絕不是偶然的。
那是對我們破壞社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種懲罰。
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
一旦這種精神失落，人們将真正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抗惡機制将陷于癱瘓，連法制本身也難于貫徹。
四 武俠小說是否真的阻礙革命，與革命勢不兩立呢？這個問題需要辨析和澄清。
武俠小說其實隻是小說的一個品種，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思想傾向。
雖然一般武俠小說都肯定行俠仗義，急人所難，但就具體作品而言，内容比較複雜，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複仇，可以說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
《水浒傳》前半部着重寫官逼民反，頗具造反精神，故而屢次遭禁。
清末民初也有一批武俠小說，鼓吹反清排滿，當時來說與辛亥革命頗為合拍，革命性相當強烈。
而像《兒女英雄傳》這樣的小說，就相當符合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人生理想（女主人公十三妹一心想當诰命夫人），可以說對當時社會完全不具有叛逆性或破壞力。
所以，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阻礙革命顯然不符合事實，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都推動革命也未必确切。
但就多數而言，武俠小說最影響人的是正義感。
它給人灌輸一腔熱血，讓人憎恨殘暴的壓迫者，同情無辜受虐的百姓，而不是教人等待俠客拯救。
這種精神就和革命有了相通之處。
一個人如果内心全無正義感，永遠是冷血動物，決無投身革命的可能。
革命者起碼要同情下層被壓迫人民，有正義感，滿腔熱血，甘于犧牲。
《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年輕時“成天讓武俠小說迷瞪着，滿腦子的劫富濟貧，打抱不平，一心想練幾手蹿房越脊、身輕如燕的真傳”。
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參加了一個叫做“四民武術社”的團體，跟着師傅練太極，練八卦，練行俠。
據她自己說，1931年她之所以單身離家走上革命道路，與那時讀武俠小說“很有關聯”：“你想啊，惜老憐貧，除暴安良的動機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來就是吻合的麼！”《光明日報》1995年3月24日第六版所報導的楊沫這位“老革命”的現身說法，使人相信武俠小說不那麼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麼對立，相反倒有某種内在的一緻性。
在中國新文學家中，與俠文化有關系的遠不止一個楊沫。
“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就很值得研究。
他十多歲時已接觸《劍俠傳圖》以及充滿義士複仇内容的漢代野史《吳越春秋》、《越絕書》（13）等圖書。
早年自号“戛劍生”，做過若幹俠肝義膽的事。
長大後對故鄉先賢有俠氣的人物非常注意，曾經編輯過一本《會稽郡古書雜集》的書；對秋瑾這樣富有俠義精神的烈士，則尤為欽佩。
在《中國地質略論》中，魯迅正面肯定了“豪俠之士”，視為愛國者，熱情地說：“吾知豪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奮袂以起者矣。
” 1926年寫的《鑄劍》，可以說是一篇現代武俠小說。
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複仇的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魯迅自己曾經用過的筆名，足見作者對這一人物的喜愛。
墨家一向因“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被譽為俠義（孫诒讓《墨學傳授考》），魯迅也肯定“墨子之徒為俠”，直到30年代，還寫了《理水》、《非攻》兩篇小說，頌揚禹和墨子為民請命、埋頭苦幹、急人所難、不求名利的那種墨俠精神（按《莊子·天下篇》，墨子思想導源于禹）；同時也特别警惕俠在官方壓迫和引誘下的變質、堕落現象，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作了論述和揭露。
有人依據此文而斷章取義，竟說魯迅視俠士為流氓，對俠文化完全否定（14），這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誤解或曲解。
還可以舉出老舍。
這是一位童年就從傳統曲藝和小說作品中深受俠文化影響的作家。
他的小說，雖然幽默，字裡行間卻浸透着一個“義”字，讓人笑了又哭。
他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中談到《斷魂槍》時說：“它本是我所要寫的‘二拳師’中的一小塊。
‘二拳師’是個——假如能寫出來——武俠小說。
我久想寫它，可是誰知道寫出來是什麼樣呢？”（15）武俠小說并沒有寫成，但《斷魂槍》特有的那股剛烈而又悲涼之氣，依然分外感人。
老舍的長篇小說中，經常活躍着一兩個俠客的影子，如《老張的哲學》中的孫守備，《趙子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