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科學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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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牛糞等發酵後種草菇、蘑菇,這些技術現在一般農民都會了,可在四十幾年前農民們卻把我們看作是“神”——我們說相思樹的段木可以種菇,全省的相思木頭立馬漲價;我們說番石榴樹的枝幹粉碎可以做各種真菌的“培養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實都不容易買到了。

     我把家裡的一角也擺弄成一個小“實驗室”——“燒杯”是用缺口的罐頭瓶做的,“恒溫箱”是用木箱、鐵皮和煤油燈自造的,“天平”是用鐵闆和木棍架的,而“砝碼”用的是沙包和小石塊(拿去大隊醫療所用托盤天平校正重量)……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級的“實驗室”了!幾乎一分錢都沒有投入! 在這個小小的“實驗室”裡,我根據自己做的一些實驗數據寫出了洋洋數萬言的第一篇論文《高等真菌的綜合利用》寄給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辦的刊物《微生物學革命》發表,北京為此還“開了專門會議”,“印發專門材料”給各地學習——參加會議的專家們做夢都不會想到這篇論文的作者是一個十八歲的僅僅念到初中的知青。

     《微生物學革命》是我當時唯一看得到的科技刊物,雖然裡面充滿了空洞無物、政治口号、吹牛拍馬的大字報、大批判式文章,但我還是從中找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學到一些有用的知識,隻是要剔除那麼多的糟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1970年第一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是無敵的》,報道内容是無錫××廠學毛選小組工人“敢說敢幹”把國外“資産階級權威”确定的&alpha-澱粉酶的液化溫度從88℃提高到92℃,産生多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1971第一期又是一篇《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是無敵的》,報道内容還是無錫××廠學毛選小組工人“敢說敢幹”把國内“資産階級反動權威”确定的&alpha-澱粉酶的液化溫度又從92℃降低到88℃,又産生多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編輯部可能忘了去年的報道了。

    這樣的報道在那個時候的報刊雜志上比比皆是,随手拈來要多少有多少。

     更有趣的是《福建日報》多次報道的福州西湖幾次“變遷史”——**前,當時的省委書記覺得省城沒有一個公園有點“說不過去”,于是就學慈禧太後建北京頤和園的做法,讓全市幹部、職工和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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