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抄本何曾作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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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

    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删改至第幾次之本。

    ”“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确。

    ”裕瑞的話不可能每個字都有事實依據,比如“脂硯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隻出于揣測或傳聞,但他在程、高未刻闆前就見到抄本上“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确”,卻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證明了的千真萬确的事實。

    《棗窗閑筆》成書于1814年至1820年,其時,那位所謂改“脂硯堂”為“脂硯齋”而作為自己代号的劉铨福還沒有出生呢。

    這又該怎麼說?歐陽健現在發現自己的奇談原來有這麼大的漏洞,他準備作怎樣的辯解呢?我也能猜到幾分,他大概會說,“劉铨福化名脂硯齋”,就是受到那個胡編亂造的裕瑞的啟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歐陽健,他确實玩過這種手法,比如劉铨福在甲戌本一條跋語中說:“《紅樓夢》紛紛效颦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

    ”這本是十分正确的見解,因為事實上苕溪漁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實大大高出于當時紛紛效颦的流俗輩。

    我随便引幾句二知道人的話,看是否如此:“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酸辛淚也。

    ”你還能舉哪一位舊紅學家說過如此精辟的話?再如:“大觀園之結構,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壯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筆耳。

    ”我以為這與運用當今文藝理論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結論也沒有什麼兩樣。

    再如:“寶玉懸崖撒手,寶玉之夢覺矣,寶玉之情了矣。

    ”“懸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歐陽健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是乾隆時的二知道人用它來指寶玉出家,卻又偏偏出在歐陽健硬說是很晚很晚才出現的僞造的脂本的脂評中,如說“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歎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

    丁亥夏,畸笏叟。

    ”(第二十五回)等等。

    有些對自己立論不利的證據,所以非貶低不可。

    苕溪漁隐列舉小說人物年齡大小前後不一緻處(有的是續書中的用編年表的方法,雖然有點多餘,但畢竟不是《林黛玉日記》),怎麼就用“對小說人物和‘史事’将無作有地予以考訂校雠”的罪名,将此書貶得一錢不值,說劉铨福“作僞”是從中得到“啟示”呢?原來苕溪漁隐還做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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