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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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派的守路口盤生人、防私逃的職務。

    我向他作辭,他坐着不動,冷冷地點頭示意。

    (他與孫用系原《魯迅全集》編輯室的人,後調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

    在先,他還視我為“學者”,見了就笑而示意;後來“文革”他對我有看法,曾大嗓門批判我,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

    在幹校又住同屋,極少理我,頗有“敬鬼神而遠之”之雅緻了。

    ) 拉車的小夥子是彭慶生。

    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幾句。

     慶生是“文革”中剛從北大出來的“小将”,能得“風氣之先”,到那個單位後一張大字報掀開新的一頁,很快成了運動的主腦人。

    但運動的階段層次變化太大太多了,簡而言之,及達幹校後,他又因變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

    拉車送我,正是他倒黴受懲的一種“改造”方式。

    小夥子畢竟不凡,頂得住,拉着重物走數十裡不平之路,可非易事。

    他面不改容,也無任何“心情表現”。

     我這兒提他,是因為紀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紀念他對我的照顧——不知何因,他在“當權”時就特别加我青目,而發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頭頭(司機高某)卻與慶生水火難投。

    下幹校火車上慶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還送來毛毯給我蓋上。

    到了鹹甯,還未蓋房借住民居時,見我衣服不夠,他把嶄新的棉大衣送來讓我穿,“髒了也沒關系!” 莫忘,這是何等歲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況下這也令人感激了,何況是“非常”的日子裡!我難忘記。

     運動過後,久之方知他在語言學院執教了。

    為職稱的事,為他的古代詩學著述(不止一部)的事,都來找我。

    他身體好時,每年正月初一,必從郊外趕來賀歲。

    我的“難友”與學誼的緣分頗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淺。

     插話到此暫休。

    且說我到火車站。

     人若走上好運了,到處可遇好人。

    我到車站正值中午休班,不賣車票。

    我到窗口,卻有一位姑娘在内,把證件給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顧說:“我先給你一張吧,省得一會兒你排隊擠得累。

    ”她還說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離車開還有一個多小時呢! 我感謝極了,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時還沒有此稱可随意使用),她見我那敝衣黑疲的窮書生樣子,也許不無憫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買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紀念品。

    從從容容上了車——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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