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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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此已早成曆史陳言了,但我還是趕上了一點“難之尾聲”,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的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差一學期方能畢業。

    何去何從?殊費斟酌。

     話要稍稍回轉,“倒插一筆”: 我1935年秋初中畢業,本應1937年秋高中畢業,即升大學。

    孰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起,母校南開中學被炸南遷。

    幾經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語系,1940年秋方得入學。

    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

    又經六年淪陷之苦難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學号老同學,并承認已讀的三學期的“學分”(燕大是“學分制”,讀滿規定的學分限數,方能畢業)。

    所以我這個“老”學生卻成了解放最初一屆的燕園畢業生。

    聞者(聆我追叙自幼齡的學程百般坎坷)稱異,幾乎難以相信! 畢業分配工作,新中國的新聞總署到燕大去要應屆生,條件是中英文須兼長,于是系裡推薦了我。

     新聞總署專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談。

    正巧中文系來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屆研究院招生。

    我又在就業與求學二者之間必須做出明智的決斷。

     這兒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學(複學)時,我想轉系,報了新聞系。

    及一到選課填表經系主任批準時,他見我選的課都是文學藝術之類,于新聞必修課毫無興趣,當即駁回,說這不行,要大改選課表。

     我無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語系主任柯安喜,說“我要回家”(back“home”)。

     她見系裡來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十分高興,喜笑顔開地說:“你要回來——太好了!”一下子就在我選課表上簽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聞總署的職位,心裡終覺欠安;加上我是個酷愛中華文學文藝之書呆子,對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簡直無法“抗拒”,就入了院當研究生,婉謝了新聞署。

     華大來電聘,事帶有“傳奇性”,也不易得,遂又決計應聘。

    我為此去向高名凱先生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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