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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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識别高下優劣上，最易發生“仁智”之異見，這又系于高層文化素養，亦非口舌所能争論明白。
比如自從四十年代我就與胡适先生争論:我認為程、高之篡筆大抵點金成鐵，僞續四十回更是拙劣難讀，而他不謂然，始終喜歡那部“程乙本”，說它“更白話化了，潛寫也更細膩了”雲雲。
二人之間便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
二人如此，何況天下萬衆?又比如，古今衆多的續書、僞作，都自稱是依仿雪芹筆墨，自以為“很像”實則沒有一個是略似雪芹手筆的，倒時時接近高鹗的筆調。
由此可見，談語言藝術，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風格特色，實在是件大難事。
再三考慮，都闌入本書，必難容納協恰，不如暫付阙如，俟異日機緣，另為專著(我與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略可備參)。
在此我隻想指出三點: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濃二是即使對話，也不是今日人們想象的，就照“口語”直錄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詩化”了的藝術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謂的那種“白話文”。
對此三點，胡先生卻很鈍覺，——或者是缺乏認識賞會，一味标榜“白話”，結果把漢字語文本身的“文”性掃地反對掉了。
拿那種眼光标準來講《紅樓》語言藝術，就毫厘千裡了。
撰寫成書，層次紛繁，目又甚艱，多得女兒倫苓為助。
應在此表出一句。
責任編輯陳建根伺志為此書稿付出了很多心力，個别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擇，并且代為查确了三處典故的來曆我憑記憶而寫下的征引古人的詩文語錄常有不甚準确的字句，他也一一為之校正無訛，減少了失誤。
對他深表謝意。
為校對、美工貢力的同志，同此緻謝。
周汝昌 時在癸酉、甲戌餞歲迎春 之際寫訖于燕京東臯紅廟 〔１〕過去的《紅樓》悲劇論，有的隻是解成了一個個别的“不幸事件”，并非悲劇意義。
有的如王國維的人生痛苦“解脫”論。
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钗”的命名本旨。
至于要寫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劇。
是雪芹從《水浒》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劇而得到思想與藝術啟迪的，此義已在本書正文講“九”與“十二”的結構章中粗略說及了。
這也實在需要很好的專題論證才行，此刻恕難詳說了。
比如自從四十年代我就與胡适先生争論:我認為程、高之篡筆大抵點金成鐵，僞續四十回更是拙劣難讀，而他不謂然，始終喜歡那部“程乙本”，說它“更白話化了，潛寫也更細膩了”雲雲。
二人之間便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
二人如此，何況天下萬衆?又比如，古今衆多的續書、僞作，都自稱是依仿雪芹筆墨，自以為“很像”實則沒有一個是略似雪芹手筆的，倒時時接近高鹗的筆調。
由此可見，談語言藝術，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風格特色，實在是件大難事。
再三考慮，都闌入本書，必難容納協恰，不如暫付阙如，俟異日機緣，另為專著(我與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略可備參)。
在此我隻想指出三點: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濃二是即使對話，也不是今日人們想象的，就照“口語”直錄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詩化”了的藝術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謂的那種“白話文”。
對此三點，胡先生卻很鈍覺，——或者是缺乏認識賞會，一味标榜“白話”，結果把漢字語文本身的“文”性掃地反對掉了。
拿那種眼光标準來講《紅樓》語言藝術，就毫厘千裡了。
撰寫成書，層次紛繁，目又甚艱，多得女兒倫苓為助。
應在此表出一句。
責任編輯陳建根伺志為此書稿付出了很多心力，個别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擇，并且代為查确了三處典故的來曆我憑記憶而寫下的征引古人的詩文語錄常有不甚準确的字句，他也一一為之校正無訛，減少了失誤。
對他深表謝意。
為校對、美工貢力的同志，同此緻謝。
周汝昌 時在癸酉、甲戌餞歲迎春 之際寫訖于燕京東臯紅廟 〔１〕過去的《紅樓》悲劇論，有的隻是解成了一個個别的“不幸事件”，并非悲劇意義。
有的如王國維的人生痛苦“解脫”論。
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钗”的命名本旨。
至于要寫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劇。
是雪芹從《水浒》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劇而得到思想與藝術啟迪的，此義已在本書正文講“九”與“十二”的結構章中粗略說及了。
這也實在需要很好的專題論證才行，此刻恕難詳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