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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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
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
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
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
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
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
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
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
海同悉平，文教寖盛。
士初試官，皆習律令。
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
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
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鹹樂其生，重於犯法，而緻治之盛於乎三代之懿。
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並進，刑政紊矣。
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
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
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
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
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
鹹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
又為儀制令一卷。
當時便其簡易。
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
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
鹹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鹹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
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
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
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
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
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
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
」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
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
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
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
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
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
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
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
」七年，書成。
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
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
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
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
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
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
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又曰：「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修書者要當識此。
」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
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
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
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
行之幾時，蓋已屢變。
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
」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
乃詔摯等刊定。
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
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
今引例破法，非理也。
」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禦筆手詔，變亂舊章。
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
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禦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
」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
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
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
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
監察禦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
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
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
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
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
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
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
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
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
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
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
海同悉平，文教寖盛。
士初試官，皆習律令。
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
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
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鹹樂其生，重於犯法，而緻治之盛於乎三代之懿。
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並進，刑政紊矣。
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
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
今摭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
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
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
鹹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
又為儀制令一卷。
當時便其簡易。
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
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
鹹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為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鹹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
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
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
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
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
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
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
」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
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
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
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
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
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為驛令。
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
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
」七年，書成。
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
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
又別為續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
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
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
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
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又曰：「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修書者要當識此。
」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
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
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
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
行之幾時，蓋已屢變。
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
」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
乃詔摯等刊定。
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
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
今引例破法，非理也。
」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禦筆手詔，變亂舊章。
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
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禦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
」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
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
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
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
監察禦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
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
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
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
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