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玄學與科學》的論争（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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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統一，也是為此。
戰争不能廢止，也是為此。
…… 到如今，歐洲的國家果然都因為戰争破了産了，然而一班應負責任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卻絲毫不肯悔過，反要把物質文明的罪名加到純潔高尚的科學身上，說他“務外逐物”，豈不可憐！ 第二個本題是：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在君對這問題毫無猶豫。
他深信“真正科學的精神”是最好的“處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觀。
他說《玄學與科學》長文裡最精采的一段是這一段： 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
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
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
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
這種“活潑潑地”心境，隻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這是一個真正懂得科學精神的科學家的人生觀，這是丁在君的人生觀。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兩句名言：“準備着明天就會死，工作着仿佛像永遠活着的。
”這兩句話，我隻聽在君用英文說：Bereadytodietomorrow；butworkasifyouliveforever.好像是他從什麼書裡記下來的。
他曾問我這兩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我試了幾次，最後譯成白話的韻文，他好像頗滿意。
我的譯文是這樣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隻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這就是他理想中的“活潑潑地生活的樂趣”。
陶孟和也曾說，到過在君的地質調查所研究室的人，大概會記得他桌上的格言鏡框上寫着杜洛斯基的話：“勿悲愁、勿唏噓、勿牢騷，等到了機會，努力去幹。
”（孟和原注：僅記大意如此。
）這句話也有打動在君生平“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懷之處，所以他記在桌子上，做他的箴言。
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論點，實在不過他後來自己指出的這兩個問題。
他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我已引在上兩節了。
此外的論争，都是枝葉，都不免有點吳稚晖先生說的“鬥些學問的法寶”，鬥的把“官司打到别處去了”。
我已指出“科學的知識論”是一個不幸的例子。
其餘的枝葉問題還有許多。
一個是“科學方法是什麼”的問題。
在君對這問題，有“正式的”說法，有“非正式的”說法。
先說他的“非正式的”說法。
上文我引的那一段最精采、最美的文字裡，就有他從自己的科學工作裡得來的“科學方法”的意義。
時時想破除成見，……無論遇見什麼事，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
這就是科學的方法，也就是科學的精神。
這就是赫胥黎說的人類的常識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說是“受約束的常識的推理方法”。
破除成見是約束，平心靜氣是約束；拿論理（論理本身是常識）來訓練想像力，用經驗來指導直覺，也都是約束。
科學的方法不過如此。
所以在君說： 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
他又說： ……梁任公講曆史研究法，胡适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這都是在君用淺近的話，用平常經驗而不用科學術語來說明科學方法，所以我說是“非正式的”（Informal）說法。
這些話都是在君和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民國八年到十二年）常常說的。
我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篇長文裡，曾詳細列舉顧炎武、錢大昕、戴震、王念孫諸公治古音學、訓诂學、校勘學的許多實例，來說明這些經學大師的治學方法都有科學的精神，都合于科學的方法。
我在我的《紅樓夢考證》的結尾，也曾指出我的考證方法是：“處處想撇開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在君和我都是最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
赫胥黎在1880年曾有一篇講古生物學方法的通俗論文，題目叫做“沙狄的方法”（OntheMethodofZadig）。
沙狄是伏爾泰（Voltaire）小說裡一個古代巴比侖的學者，他能從沙上石上的痕迹和路傍樹枝樹葉的情形，推斷一匹曾經跑過的馬身高五尺，尾長三尺半，嘴銜勒上帶有二十三“開”金子的飾品。
赫胥黎說，一切所謂“曆史的科學”——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那上推千萬年下推千萬年的天文學——用的方法都隻是“沙狄的方法”。
翻成中國話，這就是“考據”的方法。
丁在君是終身做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工作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夠了解“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也能夠了解“胡适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但這一“枝葉”引起了許多從來不曾做科學工作又不曾做過嚴格的考據的人們的抗議，于是“官司又打到别處去了”。
直到十多年之後，張東荪先生還發表了一篇《考據方法是科學方法嗎？》（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天津《益世報》附刊《社會思想》第六十六期），還一闆正經的擺出“三段論式”來證明胡适之的《紅樓夢考證》不是科學。
在君又曾“正式的”說明科學方法是什麼。
他說：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概括的話〕叫做科學的公例。
他還有同樣的說法： 科學的方法是辨别事實的真僞，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後求他們的秩序關系，想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他們。
這兩條界說都用了科學的術語，故可以說是正式的給科學方法下定義。
他的态度是很謙虛的，他的立場是依據最近幾十年中科學理論的立場，把所謂“科學公例”隻看作“用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某些事實的秩序關系”，并不看作什麼“絕對的真理”或“絕對的定律”。
而且在這個定義裡，科學公例所概括的，隻不過是某些事實的“秩序關系”，并不說是一定不變的因果關系。
在君的說法實在太新了，太謙虛了，太不武斷了，所以許多人感覺失望，許多人不認得在君說的是“科學”！他們說，“這就是科學嗎？科學怎麼隻是‘分類與秩序’呢？怎麼沒有那‘牢固不拔’、‘一成不變’的公例呢？” 于是張君劢先生就擡出翁特（Wundt）來，分科學為“确實科學”與“精神科學”兩大類，而君劢自己則堅持“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分别，他說，“精神科學，依嚴格之科學定義，已不能認為科學，則即此标準（即‘确實’與否）已足以證之。
”于是他費了一萬多字來證明生物學、心理學等都夠不上“确實科學”。
他說： 以我所确認者，凡關于物質者必有公例可求，有公例則自可以成為科學。
……而生物學之為科學之價值，其視物理學如何，又可見矣。
……心理學豈特不能比确實科學？亦視生物學又下一等矣。
于是在君也就不得不向這些先生們說明： 君劢對于科學的最大誤解是以為嚴正的科學（所謂“确實科學”）是“牢固不拔”的，公例是“一成不變”的。
……其實
戰争不能廢止，也是為此。
…… 到如今，歐洲的國家果然都因為戰争破了産了，然而一班應負責任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卻絲毫不肯悔過，反要把物質文明的罪名加到純潔高尚的科學身上，說他“務外逐物”，豈不可憐！ 第二個本題是：科學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觀？在君對這問題毫無猶豫。
他深信“真正科學的精神”是最好的“處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觀。
他說《玄學與科學》長文裡最精采的一段是這一段： 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
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
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
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
這種“活潑潑地”心境，隻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這是一個真正懂得科學精神的科學家的人生觀，這是丁在君的人生觀。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兩句名言：“準備着明天就會死，工作着仿佛像永遠活着的。
”這兩句話，我隻聽在君用英文說：Bereadytodietomorrow；butworkasifyouliveforever.好像是他從什麼書裡記下來的。
他曾問我這兩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我試了幾次，最後譯成白話的韻文，他好像頗滿意。
我的譯文是這樣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隻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這就是他理想中的“活潑潑地生活的樂趣”。
陶孟和也曾說，到過在君的地質調查所研究室的人，大概會記得他桌上的格言鏡框上寫着杜洛斯基的話：“勿悲愁、勿唏噓、勿牢騷，等到了機會，努力去幹。
”（孟和原注：僅記大意如此。
）這句話也有打動在君生平“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懷之處，所以他記在桌子上，做他的箴言。
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論點，實在不過他後來自己指出的這兩個問題。
他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我已引在上兩節了。
此外的論争，都是枝葉，都不免有點吳稚晖先生說的“鬥些學問的法寶”，鬥的把“官司打到别處去了”。
我已指出“科學的知識論”是一個不幸的例子。
其餘的枝葉問題還有許多。
一個是“科學方法是什麼”的問題。
在君對這問題，有“正式的”說法，有“非正式的”說法。
先說他的“非正式的”說法。
上文我引的那一段最精采、最美的文字裡，就有他從自己的科學工作裡得來的“科學方法”的意義。
時時想破除成見，……無論遇見什麼事，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
這就是科學的方法，也就是科學的精神。
這就是赫胥黎說的人類的常識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說是“受約束的常識的推理方法”。
破除成見是約束，平心靜氣是約束；拿論理（論理本身是常識）來訓練想像力，用經驗來指導直覺，也都是約束。
科學的方法不過如此。
所以在君說： 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
他又說： ……梁任公講曆史研究法，胡适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這都是在君用淺近的話，用平常經驗而不用科學術語來說明科學方法，所以我說是“非正式的”（Informal）說法。
這些話都是在君和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民國八年到十二年）常常說的。
我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篇長文裡，曾詳細列舉顧炎武、錢大昕、戴震、王念孫諸公治古音學、訓诂學、校勘學的許多實例，來說明這些經學大師的治學方法都有科學的精神，都合于科學的方法。
我在我的《紅樓夢考證》的結尾，也曾指出我的考證方法是：“處處想撇開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在君和我都是最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
赫胥黎在1880年曾有一篇講古生物學方法的通俗論文，題目叫做“沙狄的方法”（OntheMethodofZadig）。
沙狄是伏爾泰（Voltaire）小說裡一個古代巴比侖的學者，他能從沙上石上的痕迹和路傍樹枝樹葉的情形，推斷一匹曾經跑過的馬身高五尺，尾長三尺半，嘴銜勒上帶有二十三“開”金子的飾品。
赫胥黎說，一切所謂“曆史的科學”——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那上推千萬年下推千萬年的天文學——用的方法都隻是“沙狄的方法”。
翻成中國話，這就是“考據”的方法。
丁在君是終身做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工作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夠了解“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也能夠了解“胡适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但這一“枝葉”引起了許多從來不曾做科學工作又不曾做過嚴格的考據的人們的抗議，于是“官司又打到别處去了”。
直到十多年之後，張東荪先生還發表了一篇《考據方法是科學方法嗎？》（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天津《益世報》附刊《社會思想》第六十六期），還一闆正經的擺出“三段論式”來證明胡适之的《紅樓夢考證》不是科學。
在君又曾“正式的”說明科學方法是什麼。
他說：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概括的話〕叫做科學的公例。
他還有同樣的說法： 科學的方法是辨别事實的真僞，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後求他們的秩序關系，想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他們。
這兩條界說都用了科學的術語，故可以說是正式的給科學方法下定義。
他的态度是很謙虛的，他的立場是依據最近幾十年中科學理論的立場，把所謂“科學公例”隻看作“用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某些事實的秩序關系”，并不看作什麼“絕對的真理”或“絕對的定律”。
而且在這個定義裡，科學公例所概括的，隻不過是某些事實的“秩序關系”，并不說是一定不變的因果關系。
在君的說法實在太新了，太謙虛了，太不武斷了，所以許多人感覺失望，許多人不認得在君說的是“科學”！他們說，“這就是科學嗎？科學怎麼隻是‘分類與秩序’呢？怎麼沒有那‘牢固不拔’、‘一成不變’的公例呢？” 于是張君劢先生就擡出翁特（Wundt）來，分科學為“确實科學”與“精神科學”兩大類，而君劢自己則堅持“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分别，他說，“精神科學，依嚴格之科學定義，已不能認為科學，則即此标準（即‘确實’與否）已足以證之。
”于是他費了一萬多字來證明生物學、心理學等都夠不上“确實科學”。
他說： 以我所确認者，凡關于物質者必有公例可求，有公例則自可以成為科學。
……而生物學之為科學之價值，其視物理學如何，又可見矣。
……心理學豈特不能比确實科學？亦視生物學又下一等矣。
于是在君也就不得不向這些先生們說明： 君劢對于科學的最大誤解是以為嚴正的科學（所謂“确實科學”）是“牢固不拔”的，公例是“一成不變”的。
……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