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後記

五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籌備故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刊，這本《丁文江的傳記》是我在國外為紀念刊趕寫成的。

    我原來隻想寫兩三萬字，不料寫成了十萬字的一篇長傳。

    材料不完全，特别是在君的日記信劄我完全沒有得見，是很大的缺陷。

    我不是學地質學的人，所以我不配評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專門學術，這是更大的缺陷。

     1955年秋天我開始寫這本傳記，1956年3月12日寫完，已在在君逝世二十周年紀念（1956，1月5日）之後了。

    此傳寫成整整四年了。

    我至今還不能彌補這兩個大缺陷。

     近年頗有人注意傳記的文學，所以這本《丁文江的傳記》的抽印本也快賣光了。

    我借這個重印的機會，仔細校勘一遍。

    新校出的錯誤，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

     我現在要舉出一件錯誤的考訂，因為情節比較複雜，不容易說明白，隻好記在這裡。

    問題是這樣的： 房兆楹先生和杜聯喆女士編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的附錄一，其中有宣統三年（1911）五月的“遊學畢業”的五十七人的題名。

    五十七人之中，有丁文江、章鴻钊、李四光，都是後來有盛名的地質學者。

    這五十七人列在“遊學畢業進士”的諸錄裡，應該都是在北京經過“遊學畢業”的考試，及格授與進士的了。

    但我看此五十七人的題名錄前面的“五月”兩個字，我起了疑心，因為丁文江先生自己記載他1911年5月10日到了勞開，5月12日到了昆明，5月29日從昆明出發。

    他遊曆了雲南、貴州兩省，6月29日到貴州的鎮遠，7月6日從鎮遠坐船，7月13日到湖南的常德。

    我先考定他記的是陽曆。

    （《傳記》二十頁）我指出他的陰曆行程如下： 宣統三年五月初二從昆明出發。

     同年六月十八到常德。

     所以我斷定他決不能在宣統三年“五月”在北京應遊學考試取得進士。

    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