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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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欲有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
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于其始進之日。
何者？其中素定也。
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
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
管仲見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
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
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
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
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炫之。
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
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辄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
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
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
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于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
故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 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
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
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
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
故孔子不從。
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欤？”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
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
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
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
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将權以濟道。
”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
”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
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
”請因其說而極言之。
夫《春秋》者，禮之見于事業者也。
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于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禮之漸廢。
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
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
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
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
則又以為不得親見于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于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于禮。
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
《記》曰：“禮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猶豫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
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
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夫禮義之失，至于君不君
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于其始進之日。
何者？其中素定也。
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
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
管仲見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
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
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
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
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炫之。
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
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辄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
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
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
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于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
故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 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
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
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
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
故孔子不從。
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欤？”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
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
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
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
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将權以濟道。
”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
”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
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
”請因其說而極言之。
夫《春秋》者，禮之見于事業者也。
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于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禮之漸廢。
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
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
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
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
則又以為不得親見于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于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于禮。
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
《記》曰：“禮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猶豫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
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
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夫禮義之失，至于君不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