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獨立評論（1932—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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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有話要說，并不想靠稿費吃飯養家，所以不但社員撰文不取稿費，外來的稿子也是因為作者願意借我們的刊物發表他們要說的話，也都不取稿費。
《獨立評論》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終沒有出一文錢的稿費。
所以我叫這個時代做“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國内，有許多朋友勸我恢複《獨立評論》。
我說：“不可能了。
那個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
貨币價值天天變動，文人個個窮到等米下鍋，寫文章是為賣文吃飯的，所以篇篇文章須出稿費。
況且排字工資太貴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費還多！我們無法子可以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 《獨立評論》第一号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們這個小刊物的旨趣：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讨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緻。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緻的主張，隻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态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争，我們總覺得這種讨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随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讨論。
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緻的同情，隻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讨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
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
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并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來的《獨立評論》社員有十一人。
因為有兩三位是平素不寫文字的，所以《引言》裡隻說“我們八九個朋友”。
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征調去服務了，有些到國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維持，随時增加了幾個社員。
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十二三人。
人數的限制是為了聚餐談話的便利，并沒有别的理由。
《引言》裡說的“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讨論”，說的“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評論》的根本态度，我在第四十六号裡，曾仔細說明這個根本态度隻是一種敬慎“無所苟”的态度：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系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
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
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于口，筆之于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當時我們幾個常負編輯責任的人——在君和我、蔣廷黻、傅孟真——都把這個态度看作我們的宗教一樣。
我們的主張并不一緻，常常有激烈的辯争。
例如對日本的問題，孟真是反對我的，在君是贊成我的；又如武力統一的問題，廷黻是贊成的，我是反對的；又如民主與獨裁的争論，在君主張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我是反對的。
但這種激烈的争論從不妨礙我們的友誼，也從不違反我們互相戒約的“負責任”的敬慎态度。
在君最後病倒的時候（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獨立評論》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辦了三年零七個月了。
在那三年零七個月之中，《獨立評論》發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論文，二十四篇；《漫遊散記》，二十一篇；《蘇俄旅行記》，十九篇。
他常說他是
《獨立評論》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終沒有出一文錢的稿費。
所以我叫這個時代做“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國内，有許多朋友勸我恢複《獨立評論》。
我說：“不可能了。
那個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
貨币價值天天變動，文人個個窮到等米下鍋，寫文章是為賣文吃飯的，所以篇篇文章須出稿費。
況且排字工資太貴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費還多！我們無法子可以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 《獨立評論》第一号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們這個小刊物的旨趣：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讨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緻。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緻的主張，隻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态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争，我們總覺得這種讨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随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讨論。
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緻的同情，隻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讨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
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
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并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來的《獨立評論》社員有十一人。
因為有兩三位是平素不寫文字的，所以《引言》裡隻說“我們八九個朋友”。
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征調去服務了，有些到國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維持，随時增加了幾個社員。
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十二三人。
人數的限制是為了聚餐談話的便利，并沒有别的理由。
《引言》裡說的“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讨論”，說的“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評論》的根本态度，我在第四十六号裡，曾仔細說明這個根本态度隻是一種敬慎“無所苟”的态度：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系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
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
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于口，筆之于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當時我們幾個常負編輯責任的人——在君和我、蔣廷黻、傅孟真——都把這個态度看作我們的宗教一樣。
我們的主張并不一緻，常常有激烈的辯争。
例如對日本的問題，孟真是反對我的，在君是贊成我的；又如武力統一的問題，廷黻是贊成的，我是反對的；又如民主與獨裁的争論，在君主張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我是反對的。
但這種激烈的争論從不妨礙我們的友誼，也從不違反我們互相戒約的“負責任”的敬慎态度。
在君最後病倒的時候（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獨立評論》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辦了三年零七個月了。
在那三年零七個月之中，《獨立評論》發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論文，二十四篇；《漫遊散記》，二十一篇；《蘇俄旅行記》，十九篇。
他常說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