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票煤礦公司（1921—1925）——《努力周報》（19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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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幾個月。
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節省的錢蓋的。
後來他把這房子賣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學費。
後來他決定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去辦北票煤礦，正如他七弟文治說的，也是為了那個大家庭的擔負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擔負也是他四弟的留學經費。
這都是我親自聽在君說的。
北票煤礦在熱河的朝陽縣北境，原是京奉鐵路局經營的煤礦，已投了五十萬元的資本，還沒有成績。
交通部曾請在君去調查北票煤礦一帶的礦産地質，所以他很知道這煤礦的情形。
據他的報告，北票的礦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經營的。
民國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劉厚生先生（即民國二年做了三個月的農商部次長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辦的北票煤礦公司，資本為五百萬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時，劉厚生是董事長，他要在君做總理。
在君為了家累太重，就辭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專辦北票煤礦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來于北京、天津、沈陽、北票之間。
他做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前後差不多五年。
在這短時期之内，煤礦發展到每日産煤兩千噸，足敷開支而有餘，算是一個很有成績的新式煤礦公司。
但北票地方和産煤運銷的鐵路都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之内，所以在君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兩三個月必須到沈陽去和官廳接洽。
他認識張學良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他研究“奉系”的内幕和奉軍的軍事組織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關于在君辦理北票煤礦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
劉厚生先生的紀錄，我曾看過，實在也太簡略，沒有多少傳記資料。
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兩件事是值得記載的：一件是他和我們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周報——《努力周報》——這個報其實是他最熱心發起的，這件事最可以表現在君對于政治的興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報》上開始“科學與人生觀”的讨論，展開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個大論戰。
《努力周報》是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報》第一期付印之日正當所謂“直奉之戰”已開火的時期——直系和奉系的軍隊開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們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軍前兩天已在軍糧城敗退了。
周報的籌備遠在半年之前。
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
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讨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
最早參加這個小團體的人不過四五個人，最多的時候從沒有超過十二人。
人數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飯談論。
後來在君提議要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周報，我們才感覺要有一個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議的。
在君提議：社員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須捐滿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出版。
出報之後，這個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須繼續，到周報收支可以相抵時為止。
當時大學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隻有十四元。
但周報隻印一大張，紙費印費都不多，稿費當然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的三個月捐款已夠用了，已夠使這個小刊物獨立了。
在君為什麼要鼓動他的朋友出來讨論政治，批評政治，幹預政治呢？我們一班朋友都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潰以後所謂“直奉合作時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軍敗退出關以後曹锟、吳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這是不用細說的。
在君常往來于沈陽、北票、天津之間，他深知張作霖一系的軍隊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憂慮在民九“直皖戰争”之後将來必有奉系軍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成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
這是他時常警告一班朋友們的議論。
他常責備我們不應該放棄幹預政治的責任。
他特别責備我在《新青年》雜志時期主張“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
他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
良好的
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節省的錢蓋的。
後來他把這房子賣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學費。
後來他決定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去辦北票煤礦，正如他七弟文治說的，也是為了那個大家庭的擔負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擔負也是他四弟的留學經費。
這都是我親自聽在君說的。
北票煤礦在熱河的朝陽縣北境，原是京奉鐵路局經營的煤礦，已投了五十萬元的資本，還沒有成績。
交通部曾請在君去調查北票煤礦一帶的礦産地質，所以他很知道這煤礦的情形。
據他的報告，北票的礦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經營的。
民國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劉厚生先生（即民國二年做了三個月的農商部次長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辦的北票煤礦公司，資本為五百萬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時，劉厚生是董事長，他要在君做總理。
在君為了家累太重，就辭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專辦北票煤礦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來于北京、天津、沈陽、北票之間。
他做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前後差不多五年。
在這短時期之内，煤礦發展到每日産煤兩千噸，足敷開支而有餘，算是一個很有成績的新式煤礦公司。
但北票地方和産煤運銷的鐵路都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之内，所以在君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兩三個月必須到沈陽去和官廳接洽。
他認識張學良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他研究“奉系”的内幕和奉軍的軍事組織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關于在君辦理北票煤礦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
劉厚生先生的紀錄，我曾看過，實在也太簡略，沒有多少傳記資料。
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兩件事是值得記載的：一件是他和我們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周報——《努力周報》——這個報其實是他最熱心發起的，這件事最可以表現在君對于政治的興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報》上開始“科學與人生觀”的讨論，展開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個大論戰。
《努力周報》是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報》第一期付印之日正當所謂“直奉之戰”已開火的時期——直系和奉系的軍隊開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們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軍前兩天已在軍糧城敗退了。
周報的籌備遠在半年之前。
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
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讨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
最早參加這個小團體的人不過四五個人，最多的時候從沒有超過十二人。
人數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飯談論。
後來在君提議要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周報，我們才感覺要有一個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議的。
在君提議：社員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須捐滿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出版。
出報之後，這個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須繼續，到周報收支可以相抵時為止。
當時大學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隻有十四元。
但周報隻印一大張，紙費印費都不多，稿費當然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的三個月捐款已夠用了，已夠使這個小刊物獨立了。
在君為什麼要鼓動他的朋友出來讨論政治，批評政治，幹預政治呢？我們一班朋友都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潰以後所謂“直奉合作時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軍敗退出關以後曹锟、吳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這是不用細說的。
在君常往來于沈陽、北票、天津之間，他深知張作霖一系的軍隊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憂慮在民九“直皖戰争”之後将來必有奉系軍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成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
這是他時常警告一班朋友們的議論。
他常責備我們不應該放棄幹預政治的責任。
他特别責備我在《新青年》雜志時期主張“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
他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
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