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蘇俄的旅行（1933）——最後三年的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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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裡，……一旦有統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内可以逃的幹幹淨淨！
第三個必需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徹底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
……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别專門人才。
他總括起來說： 以上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沒有這些條件而妄想施行經濟的統制政策，其危險可比“把一個心髒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
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這篇文章頗側重消極的阻止當時各省與中央的各種統制政策。
所以當時有人曾說：“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無為政治一條路了！” 《科學化的建設》是他在中央廣播電台的講稿，最可以表現他的積極的主張，最可以表現他所謂科學設計的經濟建設是什麼。
他指出： 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
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本錢的收回為期甚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
1929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
其中六分之一為儲蓄，儲蓄總數的一半為固定投資。
……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
蘇俄的國民收入為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用于固定投資之款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
因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資的部分更不能大。
否則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說的這第一點是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這是蘇俄的獨裁首領所絕不顧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蘇俄的奴隸們所絕不顧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餘幾個要點是： 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标準：甯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
……新設立的機關，……如果不能繼續，則過去花的錢都是白費的了。
……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
……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劃，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才，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
……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
……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與設計，不會得僥幸成功的。
……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赈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廢物。
最後，他指出建設應該包括人才。
“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着手。
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
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不能判斷政策的輕重，不能鑒識專門的人才，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 我們必須先讀了上面摘引的幾篇文字，然後能夠了解在君所主張的“新式的獨裁”的意義。
他在前引的兩篇文字裡，最後總歸結到“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别專門人才”；歸結到那些“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能夠“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在民國十四年初見孫傳芳時，曾說他自信能夠替國家辦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學校。
十年之後，他好像已抛棄那個夢想了，他的新志願好像是要為國家做一個“科學化的建設”的首領，幫助國家“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放棄了他最心愛的教學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長的請求，擔任起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發展科學的研究，領導全國學術機關的合作，幫助國家設計經營科學化的建設。
他在那個時期主張“新式的獨裁”，也是因為他誠心的相信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學訓練都不相違背的，是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建設新中國”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篇短文裡，曾明白規定“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
四、獨載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号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變為可能。
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獨立》一三三号），還有一封信責備他。
他有長文答複我和别人的責難文字，題為《再論民治與獨裁》。
我在二十年後重讀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說他“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問自己”的兩個問題，那是至今天還很動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
此文中，最使我感動，最使我了解這位死友當日的真情緒的是這一段： 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
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
“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
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
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
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
在君在這裡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
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在君還不肯抛棄他期望我們國家的首領做到“新式的獨裁”的癡心。
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發表了一篇最動人的文章，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政論了！ 他那篇文字詳細叙述列甯一力主張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停戰，并派托洛茨基去議和，最後簽訂那個賠款十五萬萬元美金割地約占全國百分之三十的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
在君為什麼要重提這件曆史故事呢？他說： 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态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鑒。
……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
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
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甯，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
我願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
我願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丁在君的最後的哀呼！
……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
……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别專門人才。
他總括起來說： 以上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沒有這些條件而妄想施行經濟的統制政策，其危險可比“把一個心髒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
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這篇文章頗側重消極的阻止當時各省與中央的各種統制政策。
所以當時有人曾說：“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無為政治一條路了！” 《科學化的建設》是他在中央廣播電台的講稿，最可以表現他的積極的主張，最可以表現他所謂科學設計的經濟建設是什麼。
他指出： 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
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本錢的收回為期甚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
1929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
其中六分之一為儲蓄，儲蓄總數的一半為固定投資。
……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
蘇俄的國民收入為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用于固定投資之款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
因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資的部分更不能大。
否則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說的這第一點是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這是蘇俄的獨裁首領所絕不顧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蘇俄的奴隸們所絕不顧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餘幾個要點是： 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标準：甯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
……新設立的機關，……如果不能繼續，則過去花的錢都是白費的了。
……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
……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劃，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才，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
……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
……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與設計，不會得僥幸成功的。
……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赈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廢物。
最後，他指出建設應該包括人才。
“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着手。
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
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不能判斷政策的輕重，不能鑒識專門的人才，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 我們必須先讀了上面摘引的幾篇文字，然後能夠了解在君所主張的“新式的獨裁”的意義。
他在前引的兩篇文字裡，最後總歸結到“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别專門人才”；歸結到那些“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能夠“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在民國十四年初見孫傳芳時，曾說他自信能夠替國家辦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學校。
十年之後，他好像已抛棄那個夢想了，他的新志願好像是要為國家做一個“科學化的建設”的首領，幫助國家“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放棄了他最心愛的教學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長的請求，擔任起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發展科學的研究，領導全國學術機關的合作，幫助國家設計經營科學化的建設。
他在那個時期主張“新式的獨裁”，也是因為他誠心的相信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學訓練都不相違背的，是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建設新中國”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篇短文裡，曾明白規定“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
四、獨載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号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變為可能。
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獨立》一三三号），還有一封信責備他。
他有長文答複我和别人的責難文字，題為《再論民治與獨裁》。
我在二十年後重讀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說他“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問自己”的兩個問題，那是至今天還很動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
此文中，最使我感動，最使我了解這位死友當日的真情緒的是這一段： 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
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
“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
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
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
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
在君在這裡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
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在君還不肯抛棄他期望我們國家的首領做到“新式的獨裁”的癡心。
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發表了一篇最動人的文章，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政論了！ 他那篇文字詳細叙述列甯一力主張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停戰，并派托洛茨基去議和，最後簽訂那個賠款十五萬萬元美金割地約占全國百分之三十的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
在君為什麼要重提這件曆史故事呢？他說： 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态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鑒。
……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
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
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甯，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
我願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
我願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丁在君的最後的哀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