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票煤礦公司（1921—1925）——《努力周報》（19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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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
民國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湯爾和對我說的幾句話，他說： 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
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
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着癢處的。
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努力周報》維持了一年半。
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
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了政府任命彭允彜為教育總長的事，提出辭呈，辭去北大校長之職，辭呈裡明說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罪責。
”他在各報上登了一個啟事，也明說“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司法獨立，蹂躏人權之教育當局發生關系”。
蔡先生的辭職，實際上是為了抗議财政總長羅文幹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為了抗議當時已哄傳的“最高問題”（即曹锟公然收買國會議員，預備總統選舉）。
我為了此事，從病中出來，在《努力》上發表了一些為蔡先生辯護的文字，又發表了幾篇關于羅文幹案及“賄買國會的問題”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
四月以後，在君力勸我專心養病，周報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張慰慈、陶孟和幾位朋友維持，不要我做文章了。
到十月初，國會賄選曹锟為總統果然成為事實。
《努力周報》就自動的停刊了。
一年之後，張作霖準備好了，分五路大舉進兵，開始所謂“第二次直奉之戰”。
當吳佩孚正在山海關支撐的時候，馮玉祥突然退兵轉向北京，一個晚上就占領了北京，把賄選出來的曹锟拘禁起來了，發出通電令雙方停戰。
吳佩孚倉皇敗退，坐軍艦航海南下，經由長江，直到嶽州。
勝利的軍人通電擁戴段祺瑞出來做一個傀儡的“臨時執政”。
當時雖有“和平統一”的呼聲，雖有“善後會議”的号召，雖有孫中山先生的北來，但事實上還是一個軍人割據的局面。
奉天系的力量，中間雖經過郭松齡的事變（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強大的力量，不但能趕走馮玉祥的軍隊，控制北方的政局，并且在一年之内，派張宗昌的軍隊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選南下，姜登選的軍隊駐紮徐州，邢士廉駐紮上海；後來又由“臨時執政”任命張宗昌做山東督軍，楊宇霆做江蘇督軍。
于是奉軍的勢力從東三省一直達到南京、上海了。
那時候，江蘇省的紳士商人有個救援江蘇的秘密運動，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兩個朋友，松江的陳陶遺，常州的劉厚生。
他們知道在君的見識才幹，也知道他向來有改革政治的志願，所以他們常和他商量這個拯救江蘇的問題。
民國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羅文幹從嶽州打來的密電，要他到嶽州去見吳佩孚。
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會見劉厚生等，細談江蘇在奉軍占領後的情形，以及江蘇紳商想借客兵驅逐奉軍的各種企圖。
在君從上海到嶽州，見了吳佩孚；回到上海後，孫傳芳派人來邀他到杭州去談談。
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報告他和孫傳芳、陳儀談話的經過。
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國十四年的雙十節，孫傳芳在杭州宣布組織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聯軍，讨伐張作霖，公推孫傳芳為總司令，周蔭人為副司令，分五路進兵驅逐奉軍。
陳調元在安徽，白寶山在江北，同時響應。
在南京的楊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
于是孫傳芳成了江蘇的統治者。
北票煤礦公司的董事會在天津開會，在君辭去總經理之職。
在君辦北票煤礦前後近五年。
在君辭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
十五年二月，在君為“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的事南下。
當時他并沒有接受孫傳芳的何種委任。
他所以要辭去北票煤礦的事，大概不但是因為他已決定不願在奉軍的勢力範圍以内做事了，并且還因為“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的原來計劃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時間，還需要他到英國去一次。
（詳見第十三章）
民國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湯爾和對我說的幾句話，他說： 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
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
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着癢處的。
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努力周報》維持了一年半。
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
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了政府任命彭允彜為教育總長的事，提出辭呈，辭去北大校長之職，辭呈裡明說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罪責。
”他在各報上登了一個啟事，也明說“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司法獨立，蹂躏人權之教育當局發生關系”。
蔡先生的辭職，實際上是為了抗議财政總長羅文幹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為了抗議當時已哄傳的“最高問題”（即曹锟公然收買國會議員，預備總統選舉）。
我為了此事，從病中出來，在《努力》上發表了一些為蔡先生辯護的文字，又發表了幾篇關于羅文幹案及“賄買國會的問題”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
四月以後，在君力勸我專心養病，周報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張慰慈、陶孟和幾位朋友維持，不要我做文章了。
到十月初，國會賄選曹锟為總統果然成為事實。
《努力周報》就自動的停刊了。
一年之後，張作霖準備好了，分五路大舉進兵，開始所謂“第二次直奉之戰”。
當吳佩孚正在山海關支撐的時候，馮玉祥突然退兵轉向北京，一個晚上就占領了北京，把賄選出來的曹锟拘禁起來了，發出通電令雙方停戰。
吳佩孚倉皇敗退，坐軍艦航海南下，經由長江，直到嶽州。
勝利的軍人通電擁戴段祺瑞出來做一個傀儡的“臨時執政”。
當時雖有“和平統一”的呼聲，雖有“善後會議”的号召，雖有孫中山先生的北來，但事實上還是一個軍人割據的局面。
奉天系的力量，中間雖經過郭松齡的事變（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強大的力量，不但能趕走馮玉祥的軍隊，控制北方的政局，并且在一年之内，派張宗昌的軍隊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選南下，姜登選的軍隊駐紮徐州，邢士廉駐紮上海；後來又由“臨時執政”任命張宗昌做山東督軍，楊宇霆做江蘇督軍。
于是奉軍的勢力從東三省一直達到南京、上海了。
那時候，江蘇省的紳士商人有個救援江蘇的秘密運動，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兩個朋友，松江的陳陶遺，常州的劉厚生。
他們知道在君的見識才幹，也知道他向來有改革政治的志願，所以他們常和他商量這個拯救江蘇的問題。
民國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羅文幹從嶽州打來的密電，要他到嶽州去見吳佩孚。
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會見劉厚生等，細談江蘇在奉軍占領後的情形，以及江蘇紳商想借客兵驅逐奉軍的各種企圖。
在君從上海到嶽州，見了吳佩孚；回到上海後，孫傳芳派人來邀他到杭州去談談。
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報告他和孫傳芳、陳儀談話的經過。
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國十四年的雙十節，孫傳芳在杭州宣布組織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聯軍，讨伐張作霖，公推孫傳芳為總司令，周蔭人為副司令，分五路進兵驅逐奉軍。
陳調元在安徽，白寶山在江北，同時響應。
在南京的楊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
于是孫傳芳成了江蘇的統治者。
北票煤礦公司的董事會在天津開會，在君辭去總經理之職。
在君辦北票煤礦前後近五年。
在君辭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
十五年二月，在君為“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的事南下。
當時他并沒有接受孫傳芳的何種委任。
他所以要辭去北票煤礦的事，大概不但是因為他已決定不願在奉軍的勢力範圍以内做事了，并且還因為“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的原來計劃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時間，還需要他到英國去一次。
（詳見第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