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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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人選是中外輿論同聲贊歎的。
但收回會審公堂設立臨時法院最有功的丁在君已在12月31日辭去淞滬總辦的職務了。
【附注】我在海外，沒有尋得收回會審公堂的一切交涉文件的中文原文。
上面引的臨時協定條文都是依據英文《中國年鑒》（TheChinayearBook）1928年份，頁四六五——四七五。
因為是我摘譯的，不是直引中文原本，故都沒有用引号。
丁在君在上海就職之後一個月，國民革命軍就開始北伐了。
在那半年之中，北伐軍到處勝利，7月占領長沙，10月占領漢口，11月占領九江、南昌。
11月裡江西的戰争是國民革命軍和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作戰，因為陳調元已同南軍有接洽，孫傳芳大敗。
江西大敗之後，孫傳芳曾秘密的跑到天津去見張作霖，謝罪求救。
在君當時的地位是很困難的。
他對于張作霖的奉軍一系是向來厭惡的。
他對于國民革命軍是有相當同情的。
最近董顯光先生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和在君》，其中有這一段： 當年蔣總司令所統率的國民軍與吳佩孚軍在丁泗橋的大戰，實在是決定控制揚子江流域的重要戰争。
吳佩孚見兩軍相持不下時，便要求孫傳芳派幾師生力軍參加助戰。
這時情勢緊急，孫的态度足以影響大局。
于是蔣總司令便叫蔣百裡（方震）透過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誼關系說動孫傳芳，結果〔孫〕未曾派兵助戰，終使國民軍在丁泗橋一役獲得大勝。
顯光先生和在君曾在天津同寓很久，他又曾寫蔣介石先生的英文傳記，他的記載應該可信。
這一個故事可以表現在君對于國民革命軍的态度。
傅孟真曾有一段很詳細的記述和分析，值得引在這裡： 在君常把這件事（就任淞滬總辦）的動機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點“自解”的樣子，大約因為他聽到适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 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
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
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
然而一到裡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
孫傳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與他們商量。
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
隻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
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曆年來當政的軍人的。
在君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隻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
迨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态度。
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徹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
孫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
”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總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黨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
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
必不得已，隻有北人大聯合雲雲。
孫傳芳把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同張家妥協。
不然，我站不住。
丁說：與二張（作霖、宗昌）妥協，政治上站不住。
孫說：那就管不得這許多了。
當時在君告訴我很詳細，日子全有。
可惜我不曾記下。
（《獨立》第一八九号，頁十） 還有一個朋友，武進劉厚生先生，他是原來的江蘇三人團之一。
那三人團是陳陶遺、劉厚生和在君。
厚生晚年寫了一段追憶的文字，說孫傳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張作霖之後。
陳陶遺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來，教我到南京勸說孫傳芳，因為……我沒有做他手下的官，……還有說話的地位。
我……拉了丁在君同車往南京，先訪陶遺，陶遺電話通知孫傳芳之後，我與在君同去見他。
但在君始終不開口，隻是旁聽。
我先問孫到天津見到張作霖了嗎，……他回答說：“我一到天津就見了大元帥，大元帥見了我，很高興，開口就說：‘老弟，你來了好極了！以前咱們的事撩在一邊，永遠不提。
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我已打電報叫效坤（張宗昌）來天津大家商量辦法。
’”我……輕輕的問孫傳芳：“看見了楊宇霆沒有？”這句話直刺他的心，他隻說：“那小子！”以下就沒有聲音了。
那以後就是我說話了。
我說：“我在上海聽說聯帥到天津求救于張作霖，所以特地跑來表明表明我們江蘇人的一點意見。
第一、我們江蘇人普遍的怕胡子，恨胡子。
……無論是張作霖、楊宇霆，我們江蘇人決不歡迎的。
第二、我為聯帥設想，本為驅逐奉軍而來，結果反迎請奉軍來江蘇，豈不是“為德不卒”，前後兩歧？請你務必再四考量。
第三、張作霖說他要派張宗昌來援助你打國民黨。
請你想想，張宗昌的軍隊紀律很壞，不會有什麼戰鬥力，而奉天嫡系的楊宇霆卻在冷眼旁觀，将來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 孫傳芳聽了，約摸有兩三分鐘不說話，忽然開口說：“劉先生，你有什麼高見？”我說：“聯帥本是應我們江蘇人的請求而來。
勝敗兵家常事，我們決不埋怨你。
但是聯帥要向那一方面低頭合作，似乎應該問問江蘇老百姓的意見。
現在我老實說，江蘇老百姓甯可受國民黨的統治，決不願再受胡子的騷擾。
請你考慮。
” 孫傳芳聽了我的一席話，當然很不痛快。
他很堅決的回答我：“劉先生所談，不能說是沒有道理。
但是我孫傳芳脾氣不好。
我甯可啃窩窩頭，不願吃大米飯。
我與國民黨是不能合作的。
我可以告訴劉先生：蔣介石曾叫
但收回會審公堂設立臨時法院最有功的丁在君已在12月31日辭去淞滬總辦的職務了。
【附注】我在海外，沒有尋得收回會審公堂的一切交涉文件的中文原文。
上面引的臨時協定條文都是依據英文《中國年鑒》（TheChinayearBook）1928年份，頁四六五——四七五。
因為是我摘譯的，不是直引中文原本，故都沒有用引号。
丁在君在上海就職之後一個月，國民革命軍就開始北伐了。
在那半年之中，北伐軍到處勝利，7月占領長沙，10月占領漢口，11月占領九江、南昌。
11月裡江西的戰争是國民革命軍和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作戰，因為陳調元已同南軍有接洽，孫傳芳大敗。
江西大敗之後，孫傳芳曾秘密的跑到天津去見張作霖，謝罪求救。
在君當時的地位是很困難的。
他對于張作霖的奉軍一系是向來厭惡的。
他對于國民革命軍是有相當同情的。
最近董顯光先生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和在君》，其中有這一段： 當年蔣總司令所統率的國民軍與吳佩孚軍在丁泗橋的大戰，實在是決定控制揚子江流域的重要戰争。
吳佩孚見兩軍相持不下時，便要求孫傳芳派幾師生力軍參加助戰。
這時情勢緊急，孫的态度足以影響大局。
于是蔣總司令便叫蔣百裡（方震）透過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誼關系說動孫傳芳，結果〔孫〕未曾派兵助戰，終使國民軍在丁泗橋一役獲得大勝。
顯光先生和在君曾在天津同寓很久，他又曾寫蔣介石先生的英文傳記，他的記載應該可信。
這一個故事可以表現在君對于國民革命軍的态度。
傅孟真曾有一段很詳細的記述和分析，值得引在這裡： 在君常把這件事（就任淞滬總辦）的動機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點“自解”的樣子，大約因為他聽到适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 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
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
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
然而一到裡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
孫傳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與他們商量。
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
隻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
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曆年來當政的軍人的。
在君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隻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
迨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态度。
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徹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
孫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
”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總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黨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
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
必不得已，隻有北人大聯合雲雲。
孫傳芳把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同張家妥協。
不然，我站不住。
丁說：與二張（作霖、宗昌）妥協，政治上站不住。
孫說：那就管不得這許多了。
當時在君告訴我很詳細，日子全有。
可惜我不曾記下。
（《獨立》第一八九号，頁十） 還有一個朋友，武進劉厚生先生，他是原來的江蘇三人團之一。
那三人團是陳陶遺、劉厚生和在君。
厚生晚年寫了一段追憶的文字，說孫傳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張作霖之後。
陳陶遺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來，教我到南京勸說孫傳芳，因為……我沒有做他手下的官，……還有說話的地位。
我……拉了丁在君同車往南京，先訪陶遺，陶遺電話通知孫傳芳之後，我與在君同去見他。
但在君始終不開口，隻是旁聽。
我先問孫到天津見到張作霖了嗎，……他回答說：“我一到天津就見了大元帥，大元帥見了我，很高興，開口就說：‘老弟，你來了好極了！以前咱們的事撩在一邊，永遠不提。
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我已打電報叫效坤（張宗昌）來天津大家商量辦法。
’”我……輕輕的問孫傳芳：“看見了楊宇霆沒有？”這句話直刺他的心，他隻說：“那小子！”以下就沒有聲音了。
那以後就是我說話了。
我說：“我在上海聽說聯帥到天津求救于張作霖，所以特地跑來表明表明我們江蘇人的一點意見。
第一、我們江蘇人普遍的怕胡子，恨胡子。
……無論是張作霖、楊宇霆，我們江蘇人決不歡迎的。
第二、我為聯帥設想，本為驅逐奉軍而來，結果反迎請奉軍來江蘇，豈不是“為德不卒”，前後兩歧？請你務必再四考量。
第三、張作霖說他要派張宗昌來援助你打國民黨。
請你想想，張宗昌的軍隊紀律很壞，不會有什麼戰鬥力，而奉天嫡系的楊宇霆卻在冷眼旁觀，将來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 孫傳芳聽了，約摸有兩三分鐘不說話，忽然開口說：“劉先生，你有什麼高見？”我說：“聯帥本是應我們江蘇人的請求而來。
勝敗兵家常事，我們決不埋怨你。
但是聯帥要向那一方面低頭合作，似乎應該問問江蘇老百姓的意見。
現在我老實說，江蘇老百姓甯可受國民黨的統治，決不願再受胡子的騷擾。
請你考慮。
” 孫傳芳聽了我的一席話，當然很不痛快。
他很堅決的回答我：“劉先生所談，不能說是沒有道理。
但是我孫傳芳脾氣不好。
我甯可啃窩窩頭，不願吃大米飯。
我與國民黨是不能合作的。
我可以告訴劉先生：蔣介石曾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