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律》是蕭何制定的嗎？

實。

     其次，從《九章律》内容上來看，“漢承秦制，肅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三篇，合為九篇”（《晉書。

    刑法志》）。

    其中的“除參夷”即呂後時的“除三族罪”：“連坐”指漢文帝時的“除收律、相坐法”：“部主見知之條”指漢武帝時張湯、趙禹所作的知情不報應連坐的條規。

    這些法令均頒布于蕭何之後，說《九章律》為蕭何所作，顯然難圓其說。

    《九章律》中的戶、興、廄三篇為正律，大緻是有關賦稅、擅興徭役、畜牧馬牛之事的法規，是封建國家政權強迫農民提一供無償勞役，受其超經濟剝削的法律手段。

    從漢初形勢分析，當時經濟調敝、社會破敗，而後又有諸侯王割據，中央政權實際控制的地方甚小，且統治者懾于秦二世而亡的前車之鑒，奉行無為而治的政策，讓百姓休養生息。

    漢代的各種法律形式中（如令、科、比），律具有最高的效力。

    因此，蕭何所在的漢初将戶、興、廄三篇作為國家正律，以便大肆動用民力是不可能的。

    隻有到了漢武帝時，經濟複蘇、中央集權加強，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窮兵黩武、濫用民力，戶、興、廄三篇才有可能上升為正律。

    這是蕭何不可能作《九章律》的又一佐證。

     按照漢朝“前主所是著為律，今主所是疏為令”的習慣推論，《九章律》的制定應在漢武帝之後。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九章律》中象刑非肉刑的解釋（王充：《論衡。

    謝短篇》）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由此推論，《九章律》似出于漢武帝之後的儒者之手。

    此說能否站住腳呢？還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楊劍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