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新音樂是不是以西域音樂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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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國音樂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一峰期，有着其特定的曆史地位。
西漢王朝曾設置樂府，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
漢樂府曲大緻分為兩類，即“鼓吹曲”（武樂）與“相和歌”（普通音樂）。
魏、晉時代，在繼承了相和歌的基礎上發展了新音樂，即“清商三調”。
南北朝時代的南朝，又在相和歌與清商三調的基礎上形成了“吳歌”和“西曲”。
北魏将吳歌、西曲、清商三調以及相和歌等統稱為“清商樂”。
到隋唐時代，清商樂便成為漢代以來中原和南方各地傳統音樂的總名稱。
唐代繼承了“清商樂”，在中原并在西部和其他民族地區搜集民間音樂，同時也吸收了中亞和印度等地的音樂因素，經過廣大人民的選擇和音樂家的實踐，中原音樂和西域等地的音樂結合起來，因此産生了唐代的新音樂。
唐代音樂是我國音樂史上繼“清商樂”而起的又一個高一峰，形成了當時音樂新的風格。
關于這一點，音樂史家們現在已無異議，但對于唐代的新音樂是不是以西域音樂為主體這一問題，卻頗有争議，有肯定和否定兩說。
所謂西域音樂，即指我國西部兄弟民族的音樂以及中亞和印度等地的音樂。
古代關于西域音樂的曆史文獻，較早的如杜佑《通典。
樂典》，其中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将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西涼即今甘肅武威；龜茲，即今新疆庫車。
《舊唐書。
音樂志》寫道：“周、隋管弦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用龜茲樂也。
”從這兩條推想，當時的西域音樂似乎已占統治地位。
但問題在于，杜佑根據的是周、隋宮廷的音樂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從北魏繼承下來的。
北魏、北周都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宮廷中采用的西域音樂自然就較多，這種情況不能代表北朝的民間音樂活動，更何況西涼樂已經是西域音樂和中原音樂融合而成的。
又如白居易《法曲》詩自注說：“天寶十三載，始诏諸道調法典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
”而沈括則又增益一句：“自此樂奏全失古法
西漢王朝曾設置樂府，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
漢樂府曲大緻分為兩類，即“鼓吹曲”（武樂）與“相和歌”（普通音樂）。
魏、晉時代，在繼承了相和歌的基礎上發展了新音樂，即“清商三調”。
南北朝時代的南朝，又在相和歌與清商三調的基礎上形成了“吳歌”和“西曲”。
北魏将吳歌、西曲、清商三調以及相和歌等統稱為“清商樂”。
到隋唐時代，清商樂便成為漢代以來中原和南方各地傳統音樂的總名稱。
唐代繼承了“清商樂”，在中原并在西部和其他民族地區搜集民間音樂，同時也吸收了中亞和印度等地的音樂因素，經過廣大人民的選擇和音樂家的實踐，中原音樂和西域等地的音樂結合起來，因此産生了唐代的新音樂。
唐代音樂是我國音樂史上繼“清商樂”而起的又一個高一峰，形成了當時音樂新的風格。
關于這一點，音樂史家們現在已無異議，但對于唐代的新音樂是不是以西域音樂為主體這一問題，卻頗有争議，有肯定和否定兩說。
所謂西域音樂，即指我國西部兄弟民族的音樂以及中亞和印度等地的音樂。
古代關于西域音樂的曆史文獻，較早的如杜佑《通典。
樂典》，其中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将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西涼即今甘肅武威；龜茲，即今新疆庫車。
《舊唐書。
音樂志》寫道：“周、隋管弦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用龜茲樂也。
”從這兩條推想，當時的西域音樂似乎已占統治地位。
但問題在于，杜佑根據的是周、隋宮廷的音樂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從北魏繼承下來的。
北魏、北周都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宮廷中采用的西域音樂自然就較多，這種情況不能代表北朝的民間音樂活動，更何況西涼樂已經是西域音樂和中原音樂融合而成的。
又如白居易《法曲》詩自注說：“天寶十三載，始诏諸道調法典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
”而沈括則又增益一句：“自此樂奏全失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