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是在鎮江編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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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中專門指出，蕭統不僅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文選》，而且在《文選》中傾注了自己對文學的看法。
他主張文質并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并不一緻。
他在《文選序》裡談到他選文的标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于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标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語，善用形容比喻，辭采一精一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準。
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界限。
這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近人分析遊先生的觀點時認為：梁武帝蕭衍在中興元年（501年）帶兵攻入建康，滅齊建梁，這一年蕭統出生。
蕭衍提倡儒學，制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廣建佛學，倡導佛教，這給當時的文學帶來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百家争鳴”，更給文學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蕭統自幼聰慧，喜攻詩書，少時曾從政，深得民間稱頌（《南史》有專門記載），後廣遊南朝各地，與名士才人交往。
當時東官藏書數萬卷，足以供他閱讀，與名士切磋。
《南史》說：“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
東宮雖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
”可見他一直未離京都。
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說：“餘監撫馀閑，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覽辭林。
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
”與當時的浮鼈、訛濫的文風辯論和鬥争亦是需要居于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編纂，序中何不言之？況乎當時移東宮3萬卷書的大事，史官何以不載入史呢？此疑可謂不無道理。
再者，蕭統之後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能不把這件大事記載下來。
宋朝金華人王象之知江甯縣時，著《輿地紀勝》，書中卷八二“京西南路襄一陽一府古迹”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建文選樓，邀劉孝威、庾肩吾、徐陵、鮑至等十餘人，号日高齋學士，在此輯《文選》。
”并以唐朝李善上表中有“煽風一流于江左”一語為據。
但近人認為，襄樊的文選樓系徐陵當時邀名士編成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玉台新詠》之地。
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确的，那麼蕭統《文選》編纂地便隻有鎮江南郊增華閣與南京當時的東宮了。
（張國擎）
他主張文質并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并不一緻。
他在《文選序》裡談到他選文的标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于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标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語，善用形容比喻，辭采一精一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準。
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界限。
這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近人分析遊先生的觀點時認為：梁武帝蕭衍在中興元年（501年）帶兵攻入建康，滅齊建梁，這一年蕭統出生。
蕭衍提倡儒學，制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廣建佛學，倡導佛教，這給當時的文學帶來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百家争鳴”，更給文學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蕭統自幼聰慧，喜攻詩書，少時曾從政，深得民間稱頌（《南史》有專門記載），後廣遊南朝各地，與名士才人交往。
當時東官藏書數萬卷，足以供他閱讀，與名士切磋。
《南史》說：“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
東宮雖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
”可見他一直未離京都。
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說：“餘監撫馀閑，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覽辭林。
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
”與當時的浮鼈、訛濫的文風辯論和鬥争亦是需要居于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編纂，序中何不言之？況乎當時移東宮3萬卷書的大事，史官何以不載入史呢？此疑可謂不無道理。
再者，蕭統之後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能不把這件大事記載下來。
宋朝金華人王象之知江甯縣時，著《輿地紀勝》，書中卷八二“京西南路襄一陽一府古迹”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建文選樓，邀劉孝威、庾肩吾、徐陵、鮑至等十餘人，号日高齋學士，在此輯《文選》。
”并以唐朝李善上表中有“煽風一流于江左”一語為據。
但近人認為，襄樊的文選樓系徐陵當時邀名士編成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玉台新詠》之地。
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确的，那麼蕭統《文選》編纂地便隻有鎮江南郊增華閣與南京當時的東宮了。
（張國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