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宋遼金元 第三節 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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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并行，面額自五文至二貫共十一種，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
有元一代以使用紙币為主，其中中統鈔和至元鈔一直行用不廢，這二者成為主要的紙币。
在元朝前期，紙币頗有信用，通行全國各地。
統一的穩定的紙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當時紙币得以流通的保證，一方面是元朝政一府禁止一切金、銀、銅錢的流通，也不鑄造銅錢，而更主要是鈔本比較充實，如中統鈔和至元鈔皆可兌換金銀。
但是元朝後期，由于鈔本逐漸空虛，政一府濫發鈔币，鈔法便日益敗壞。
到元末順帝至正年間，大量發行一種至正交鈔，完全沒有鈔本，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以緻紙币散滿人間，物價飛騰，人民皆棄紙币不用，隻好以物易物。
專一賣與斡脫在國内商業方面，元朝政一府對鹽、茶、酒、醋等物品，均實行專一賣政策，其中以鹽的專一賣最為重要。
元朝政一府在産鹽地區設置專官，簽發亭戶從事鹽的生産。
産鹽全歸政一府掌握，由政一府任意定價。
如忽必烈時，定鹽價每引（重四百斤）為銀七兩，爾後又改為中統鈔九貫，又增為五十貫。
至成宗初年，鹽價每引增為六十五貫。
此後鹽價屢增，至元仁宗時，每引達一百五十貫，較之元初上漲十數倍。
鹽的銷一售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由商人向官府購買鹽引（憑證），持引到指定的鹽場取鹽，然後運到指定地區銷一售。
鹽商多是有錢有勢之家，莫不假借專一賣之權，大肆擡高鹽價，牟取暴利。
另一種方式是由官府自行銷一售，即把鹽強硬攤派給百姓，然後征取鹽價，實際将鹽的銷一售變成一種苛斂。
元朝政一府嚴禁私人制鹽及私人販鹽，有犯者處以重罪。
通過鹽的專一賣，元朝政一府大得其利，每年鹽課收入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元朝政一府又利用斡脫從事商業活動。
斡脫（突厥語，意為&ldquo同夥&rdquo）原是西域回回商人的一種商業組織的名稱，因西域回回商人善于把持商業營利，元朝政一府就向他們提一供本錢，用他們代為經商，稱作斡脫。
以後斡脫即指一種官商而言，也不限于西域回回商人，凡是領取辟本到處做買賣的人，均稱之為斡脫。
不過斡脫大都是西域回回商人。
元朝政一府既要利用斡脫為之經商，便給予了種種特權。
如斡脫們都持有政一府頒給的制書和驿券，可以往來國内外自一由貿易，既不服差役；也不納商稅，行船不依開閘時刻，旅行住宿要受到特别的保護，甚至有時詐稱财物被劫，還要由政一府勒令州縣民戶代償。
斡脫除去替政一府經商以外，又替政一府及王公們舉放高利貸。
他們領了政一府及王公的錢，或出貸給官吏，或出貸給人民，叫作斡脫錢。
斡脫錢的利息極高，當年本利相等，第二年又把本和利息加一倍，稱為&ldquo羊羔利&rdquo或&ldquo羊羔息&rdquo。
凡借貸斡脫錢者因不易償還，往往傾家蕩産，以至以妻子為質。
城市商業元朝國内的商業繁榮，商業發達的城市很多。
當時著名的城市，在北方有開封、濟南、奉元（今陝西西安）、大同、太原等，在蒙古地區有上都、和林等，在西南地區有成都、昆明等，在運何、長江沿岸有杭州、平江（蘇州）、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在沿海一帶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甯波）、上海等，其中最大的城市，則是大都與杭州。
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聞名于世界的大商業都市。
《馬可波羅遊記》把大都叫作汗八裡（即汗城），稱道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贊歎這裡貨物之多為世界諸城所不能比。
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其商業繁榮情形又出大都之上。
馬可·波羅稱贊杭州是世界上最繁華最富有的城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也說杭州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大城市。
海外貿易元朝的海外貿易也很發達。
元朝政一府在消滅南宋後，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降元，元即任他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帶的海外貿易。
當時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作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
元朝先後在泉州、慶元（今浙江甯波）、上海、澉浦（今海鹽縣南）、溫州、廣州、杭州設立了七個市舶司。
泉州是對外貿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絲綢等，由此進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
4.運河與海運 元代的水陸交通都相當發達，陸上交通有遍布全國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聯系南北的大運河和海道，這對鞏固國家的統一和促進全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及商業繁榮，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糧食要仰給于江南，為了解決南糧北運問題，元朝不僅鑿通大運河，而且開辟了海道。
開通大運河元代以前的南北大運河，還是隋炀帝時修通的大運河，這條運河久已不能貫通了。
元朝滅宋以後，從南向北運糧，必須采用水陸兩運的辦法，先是水運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黃河逆水至中灤（今河南封丘），然後改為陸運至淇門（今河南汲縣），由淇門入禦河（即隋朝的舊運河），北上抵大都。
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陸運。
水陸兩運極不方便。
因此，元朝政一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開濟州河，自今山東的濟甯到東平。
從濟州河以南，便可經由隋朝的運河到達揚州和杭州。
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開會通河，自今山東東平至臨清，入于隋朝的運河即禦河（由臨清至天津），全長二百五十餘裡。
又根據郭守敬的建議，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開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總長一百六十餘裡，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
這樣，大運河便完全貫通起來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
隋朝的運河以洛一陽一為中心，南北運輸則迂回曲折；而現在的運河則以大都為終點，南北運輸以山東和蘇北為要道，不再繞道河南，全程大為縮短了。
南北大運河的鑿通，主要是為了漕運，但也便于商旅往來，富商大賈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師，南北商品得以流通。
海運海道是元朝在滅亡南宋以後開辟的。
最初伯顔平定江南時，曾把南宋庫藏圖籍，從海道運至京師。
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顔又請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載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運至京師。
此後，忽必烈用朱清、張瑄二人主持海運，将東南糧食不斷輸送京師，海運事業日益興盛。
海道自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劉家港入海，北上繞過山東半島，抵達直沽（今天津）。
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時十日可至京師。
元朝開辟海道，也主要是為了南糧北運，其由海道運糧的總數，最初不過四萬六千石，以後增至一百萬石，最多時達到三百三十餘萬石。
海運要比陸運及河運省費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運始終不廢，直到元末順帝初年，每年海運糧食入京之數，尚多至二百八十萬石或二百六十萬石左右，最後隻因農民大起義爆發，元朝海運糧食才告停罷。
四、中外關系 欽察汗國欽察汗國亦稱金帳汗國，是四大汗國之一，占有今俄羅斯及中亞部分地方，是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及其後裔的封地。
元朝與欽察汗國的關系甚為密切。
當時從元朝大都到欽察汗國的都城薩萊（今俄羅斯伏爾加河下遊），沿途皆有驿站，凡持有元朝政一府所給予的牌子（金字或銀字圓符）者，均可在此路上乘驿往來。
欽察汗國的塔納城（今羅斯托夫南，頓河河口南岸）、别兒哥薩萊城（今伏爾加河下遊），都處在中西交通線上，歐洲商人多由此以通中國，在别兒哥薩萊即可買到中國的絲織品。
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也是四大汗國之一，是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及其後裔的封地。
元朝與伊兒汗國的關系更為密切。
通常伊兒汗國新汗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認可才算合法。
甚至伊兒汗國的國玺，也是由元朝所頒賜的漢字方櫻元朝的鈔法和驿站制度也傳到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也曾發行過紙币，并在境内設置驿站。
中國的文化也在伊兒汗國廣為傳播。
當時有不少中國學者在伊兒汗國王廷供職，帶去了中國的醫學、天文曆法、曆史等書籍。
同時，波斯、阿拉伯的文化也傳入中國。
當時波斯、阿拉伯人曾大量移居中國，其中大都是伊斯蘭教徒，在中國長期定居之後，遂形成一個新的民族&mdash&mdash回族，被稱為回回。
回回人把波斯、阿拉伯的工藝技術、天文曆法、醫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來。
東亞、南亞、非洲高麗在元朝時繼續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元朝的兵制、驿站，均為高麗所仿效。
而《朱子全書》、《農桑輯要》、《授時曆》等書也流傳高麗。
高麗種植棉花，也是由中國傳入的。
元朝與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暹（xiān先）國（今泰國）都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
元英宗時，文子方出使安南，著有《安南行紀》一書。
元成宗時，周達觀随從出使真臘，著有《真臘風土記》一書。
該書記載當時真臘人民喜用元朝貨物，許多生活用品都來自元朝。
元成宗時，暹國國王敢木丁曾兩次來中國，帶了不少制陶工匠回去。
元朝的使臣和商船經常出現在麻逸（今菲律賓之明多羅島）、木剌由（今馬來西亞）、阇婆（今爪哇）、南巫裡（今蘇門答臘島西北）、渤泥（今加裡曼丹島）、馬八兒國、俱蘭國（均在印度南部）、獅子國（今斯裡蘭卡）等地。
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使者遠至馬達伽思伽兒島（今非洲馬達加斯加島）。
元朝末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也來到中國，遊曆了廣州、泉州、杭州等許多地方。
元朝末年的汪大淵曾随商船浮海，經曆數十國，以親身所見所聞，寫成《島夷志略》一書，記錄了從東南亞遠至東非的道裡風情，大為豐富了人們對于這些地區的知識。
歐洲元朝與歐洲的關系也很密切。
當時歐洲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紛紛東來，不絕于途。
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以寫遊記著稱于世。
他在父親及叔父的帶領下前來中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達上都，此後遂留居中國達十七年之久，甚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委派為揚州的官吏，還被委派出使過一些國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離開中國，返回家鄉威尼斯。
以後，馬可·波羅因參加威尼斯對外戰争被俘入獄，乃于獄中口授旅行經曆，由他人記錄成為《東方聞見錄》，即所謂《馬可波羅遊記》。
該書對元初的政治經濟情況都有極詳細的描寫，盛稱元朝城市的繁榮和富庶。
該書問世以後，使西方人一大開眼界，引起他們對中國文明的向往。
五、元朝中後期的腐朽統治 皇位争奪元朝皇位的争奪異常激烈，從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mdash1307年）死後開始，一直連綿不斷，繼續到元末。
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換了八個皇帝，特别由1328到1333年，不過五年時間，竟換了五個皇帝。
皇帝每更換一次，都要爆發一次皇室貴族内部的相互争奪殘殺，弄得統治集一團一四分五裂，并且給人民帶來莫大災難。
政治腐敗元武宗以後的皇帝一個更比一個窮奢極欲，昏庸無道，根本不知道怎樣處理國政。
如武宗在位期間，用人至濫，加封宦官為左丞相，提升優伶為國公，甚至把官職作為禮物随意封送，僅在即位的當年，不經過中書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八百八十餘人。
皇帝又經常把大量金銀用于賞賜蒙古貴族和用于僧侶作佛事。
如仁宗在位時，賞賜蒙古諸王，有一人一次受賞至鈔五十萬錠；而當時元朝每年收入賦稅約為鈔四百萬錠，除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僅二百八十萬錠。
由于揮霍無度，自武宗以後已經入不敷出，庫藏空虛。
當時京師每年共收入鈔二百八十萬錠，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餘萬錠。
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則更支出了二千萬錠。
到文宗時，經費支出已較元初增數十倍。
為了彌補财政虧空，元朝政一府一方面加緊對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則濫發紙币。
到了元末順帝年間，紙币大為貶值，物價騰貴，财政的危機已無法挽救。
由于皇帝腐化無能，政權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當權大臣莫不專橫跋扈，不可一世。
如文宗時的燕帖木兒，任中書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權于一身，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馬，取泰定帝後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
順帝即位後，政權落入伯顔手中。
伯顔
有元一代以使用紙币為主，其中中統鈔和至元鈔一直行用不廢，這二者成為主要的紙币。
在元朝前期，紙币頗有信用，通行全國各地。
統一的穩定的紙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當時紙币得以流通的保證，一方面是元朝政一府禁止一切金、銀、銅錢的流通，也不鑄造銅錢，而更主要是鈔本比較充實，如中統鈔和至元鈔皆可兌換金銀。
但是元朝後期，由于鈔本逐漸空虛，政一府濫發鈔币，鈔法便日益敗壞。
到元末順帝至正年間，大量發行一種至正交鈔，完全沒有鈔本，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以緻紙币散滿人間，物價飛騰，人民皆棄紙币不用，隻好以物易物。
專一賣與斡脫在國内商業方面，元朝政一府對鹽、茶、酒、醋等物品，均實行專一賣政策，其中以鹽的專一賣最為重要。
元朝政一府在産鹽地區設置專官，簽發亭戶從事鹽的生産。
産鹽全歸政一府掌握，由政一府任意定價。
如忽必烈時，定鹽價每引（重四百斤）為銀七兩，爾後又改為中統鈔九貫，又增為五十貫。
至成宗初年，鹽價每引增為六十五貫。
此後鹽價屢增，至元仁宗時，每引達一百五十貫，較之元初上漲十數倍。
鹽的銷一售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由商人向官府購買鹽引（憑證），持引到指定的鹽場取鹽，然後運到指定地區銷一售。
鹽商多是有錢有勢之家，莫不假借專一賣之權，大肆擡高鹽價，牟取暴利。
另一種方式是由官府自行銷一售，即把鹽強硬攤派給百姓，然後征取鹽價，實際将鹽的銷一售變成一種苛斂。
元朝政一府嚴禁私人制鹽及私人販鹽，有犯者處以重罪。
通過鹽的專一賣，元朝政一府大得其利，每年鹽課收入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元朝政一府又利用斡脫從事商業活動。
斡脫（突厥語，意為&ldquo同夥&rdquo）原是西域回回商人的一種商業組織的名稱，因西域回回商人善于把持商業營利，元朝政一府就向他們提一供本錢，用他們代為經商，稱作斡脫。
以後斡脫即指一種官商而言，也不限于西域回回商人，凡是領取辟本到處做買賣的人，均稱之為斡脫。
不過斡脫大都是西域回回商人。
元朝政一府既要利用斡脫為之經商，便給予了種種特權。
如斡脫們都持有政一府頒給的制書和驿券，可以往來國内外自一由貿易，既不服差役；也不納商稅，行船不依開閘時刻，旅行住宿要受到特别的保護，甚至有時詐稱财物被劫，還要由政一府勒令州縣民戶代償。
斡脫除去替政一府經商以外，又替政一府及王公們舉放高利貸。
他們領了政一府及王公的錢，或出貸給官吏，或出貸給人民，叫作斡脫錢。
斡脫錢的利息極高，當年本利相等，第二年又把本和利息加一倍，稱為&ldquo羊羔利&rdquo或&ldquo羊羔息&rdquo。
凡借貸斡脫錢者因不易償還，往往傾家蕩産，以至以妻子為質。
城市商業元朝國内的商業繁榮，商業發達的城市很多。
當時著名的城市，在北方有開封、濟南、奉元（今陝西西安）、大同、太原等，在蒙古地區有上都、和林等，在西南地區有成都、昆明等，在運何、長江沿岸有杭州、平江（蘇州）、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在沿海一帶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甯波）、上海等，其中最大的城市，則是大都與杭州。
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聞名于世界的大商業都市。
《馬可波羅遊記》把大都叫作汗八裡（即汗城），稱道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贊歎這裡貨物之多為世界諸城所不能比。
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其商業繁榮情形又出大都之上。
馬可·波羅稱贊杭州是世界上最繁華最富有的城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也說杭州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大城市。
海外貿易元朝的海外貿易也很發達。
元朝政一府在消滅南宋後，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降元，元即任他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帶的海外貿易。
當時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作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
元朝先後在泉州、慶元（今浙江甯波）、上海、澉浦（今海鹽縣南）、溫州、廣州、杭州設立了七個市舶司。
泉州是對外貿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絲綢等，由此進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
4.運河與海運 元代的水陸交通都相當發達，陸上交通有遍布全國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聯系南北的大運河和海道，這對鞏固國家的統一和促進全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及商業繁榮，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糧食要仰給于江南，為了解決南糧北運問題，元朝不僅鑿通大運河，而且開辟了海道。
開通大運河元代以前的南北大運河，還是隋炀帝時修通的大運河，這條運河久已不能貫通了。
元朝滅宋以後，從南向北運糧，必須采用水陸兩運的辦法，先是水運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黃河逆水至中灤（今河南封丘），然後改為陸運至淇門（今河南汲縣），由淇門入禦河（即隋朝的舊運河），北上抵大都。
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陸運。
水陸兩運極不方便。
因此，元朝政一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開濟州河，自今山東的濟甯到東平。
從濟州河以南，便可經由隋朝的運河到達揚州和杭州。
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開會通河，自今山東東平至臨清，入于隋朝的運河即禦河（由臨清至天津），全長二百五十餘裡。
又根據郭守敬的建議，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開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總長一百六十餘裡，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
這樣，大運河便完全貫通起來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
隋朝的運河以洛一陽一為中心，南北運輸則迂回曲折；而現在的運河則以大都為終點，南北運輸以山東和蘇北為要道，不再繞道河南，全程大為縮短了。
南北大運河的鑿通，主要是為了漕運，但也便于商旅往來，富商大賈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師，南北商品得以流通。
海運海道是元朝在滅亡南宋以後開辟的。
最初伯顔平定江南時，曾把南宋庫藏圖籍，從海道運至京師。
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顔又請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載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運至京師。
此後，忽必烈用朱清、張瑄二人主持海運，将東南糧食不斷輸送京師，海運事業日益興盛。
海道自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劉家港入海，北上繞過山東半島，抵達直沽（今天津）。
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時十日可至京師。
元朝開辟海道，也主要是為了南糧北運，其由海道運糧的總數，最初不過四萬六千石，以後增至一百萬石，最多時達到三百三十餘萬石。
海運要比陸運及河運省費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運始終不廢，直到元末順帝初年，每年海運糧食入京之數，尚多至二百八十萬石或二百六十萬石左右，最後隻因農民大起義爆發，元朝海運糧食才告停罷。
四、中外關系 欽察汗國欽察汗國亦稱金帳汗國，是四大汗國之一，占有今俄羅斯及中亞部分地方，是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及其後裔的封地。
元朝與欽察汗國的關系甚為密切。
當時從元朝大都到欽察汗國的都城薩萊（今俄羅斯伏爾加河下遊），沿途皆有驿站，凡持有元朝政一府所給予的牌子（金字或銀字圓符）者，均可在此路上乘驿往來。
欽察汗國的塔納城（今羅斯托夫南，頓河河口南岸）、别兒哥薩萊城（今伏爾加河下遊），都處在中西交通線上，歐洲商人多由此以通中國，在别兒哥薩萊即可買到中國的絲織品。
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也是四大汗國之一，是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及其後裔的封地。
元朝與伊兒汗國的關系更為密切。
通常伊兒汗國新汗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認可才算合法。
甚至伊兒汗國的國玺，也是由元朝所頒賜的漢字方櫻元朝的鈔法和驿站制度也傳到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也曾發行過紙币，并在境内設置驿站。
中國的文化也在伊兒汗國廣為傳播。
當時有不少中國學者在伊兒汗國王廷供職，帶去了中國的醫學、天文曆法、曆史等書籍。
同時，波斯、阿拉伯的文化也傳入中國。
當時波斯、阿拉伯人曾大量移居中國，其中大都是伊斯蘭教徒，在中國長期定居之後，遂形成一個新的民族&mdash&mdash回族，被稱為回回。
回回人把波斯、阿拉伯的工藝技術、天文曆法、醫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來。
東亞、南亞、非洲高麗在元朝時繼續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元朝的兵制、驿站，均為高麗所仿效。
而《朱子全書》、《農桑輯要》、《授時曆》等書也流傳高麗。
高麗種植棉花，也是由中國傳入的。
元朝與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暹（xiān先）國（今泰國）都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
元英宗時，文子方出使安南，著有《安南行紀》一書。
元成宗時，周達觀随從出使真臘，著有《真臘風土記》一書。
該書記載當時真臘人民喜用元朝貨物，許多生活用品都來自元朝。
元成宗時，暹國國王敢木丁曾兩次來中國，帶了不少制陶工匠回去。
元朝的使臣和商船經常出現在麻逸（今菲律賓之明多羅島）、木剌由（今馬來西亞）、阇婆（今爪哇）、南巫裡（今蘇門答臘島西北）、渤泥（今加裡曼丹島）、馬八兒國、俱蘭國（均在印度南部）、獅子國（今斯裡蘭卡）等地。
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使者遠至馬達伽思伽兒島（今非洲馬達加斯加島）。
元朝末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也來到中國，遊曆了廣州、泉州、杭州等許多地方。
元朝末年的汪大淵曾随商船浮海，經曆數十國，以親身所見所聞，寫成《島夷志略》一書，記錄了從東南亞遠至東非的道裡風情，大為豐富了人們對于這些地區的知識。
歐洲元朝與歐洲的關系也很密切。
當時歐洲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紛紛東來，不絕于途。
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以寫遊記著稱于世。
他在父親及叔父的帶領下前來中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達上都，此後遂留居中國達十七年之久，甚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委派為揚州的官吏，還被委派出使過一些國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離開中國，返回家鄉威尼斯。
以後，馬可·波羅因參加威尼斯對外戰争被俘入獄，乃于獄中口授旅行經曆，由他人記錄成為《東方聞見錄》，即所謂《馬可波羅遊記》。
該書對元初的政治經濟情況都有極詳細的描寫，盛稱元朝城市的繁榮和富庶。
該書問世以後，使西方人一大開眼界，引起他們對中國文明的向往。
五、元朝中後期的腐朽統治 皇位争奪元朝皇位的争奪異常激烈，從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mdash1307年）死後開始，一直連綿不斷，繼續到元末。
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換了八個皇帝，特别由1328到1333年，不過五年時間，竟換了五個皇帝。
皇帝每更換一次，都要爆發一次皇室貴族内部的相互争奪殘殺，弄得統治集一團一四分五裂，并且給人民帶來莫大災難。
政治腐敗元武宗以後的皇帝一個更比一個窮奢極欲，昏庸無道，根本不知道怎樣處理國政。
如武宗在位期間，用人至濫，加封宦官為左丞相，提升優伶為國公，甚至把官職作為禮物随意封送，僅在即位的當年，不經過中書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八百八十餘人。
皇帝又經常把大量金銀用于賞賜蒙古貴族和用于僧侶作佛事。
如仁宗在位時，賞賜蒙古諸王，有一人一次受賞至鈔五十萬錠；而當時元朝每年收入賦稅約為鈔四百萬錠，除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僅二百八十萬錠。
由于揮霍無度，自武宗以後已經入不敷出，庫藏空虛。
當時京師每年共收入鈔二百八十萬錠，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餘萬錠。
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則更支出了二千萬錠。
到文宗時，經費支出已較元初增數十倍。
為了彌補财政虧空，元朝政一府一方面加緊對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則濫發紙币。
到了元末順帝年間，紙币大為貶值，物價騰貴，财政的危機已無法挽救。
由于皇帝腐化無能，政權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當權大臣莫不專橫跋扈，不可一世。
如文宗時的燕帖木兒，任中書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權于一身，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馬，取泰定帝後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
順帝即位後，政權落入伯顔手中。
伯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