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關燈
小
中
大
出頭來，搖着扇子對擡轎的人說：“不要叫我老爺，叫我公仆！”在這種人生體驗下，更能夠品味出諷刺的辛辣來。
到了廣州，朋友們早已恭候。
洗去渾身髒臭和疲勞，一邊辦理出國的手續，一邊讓朋友們餞行。
“喝吧喝吧，書記遠行，西出陽關無故人啊！”“到了馬來西亞，可别讓洋妞們留下，弟兄們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勸酒的熱誠，弄暈了整天麻木的神經。
誠友這位老兄辦事真的得力，他與周守信一道在幾天内很快辦齊了簽證、機票、貨運單。
也許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許當時人們對于出國還覺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隻組織了六個人，除周守信、甄誠友我們三個外，一個是鴨陽市用指頭寫字的“書法家”，一個是福陵縣的玉器商人，一個是一心要做國際糧食貿易的老太太。
到廣州聚齊後，因為周守信說，馬來西亞人頂多知道中國有個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還有什麼鴨陽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鎮”在外地打不響一樣，我們鴨陽市雖說是曆史悠久的中國名市，在外國人的頭腦裡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
這個臨時的省級機構，我們自己申報，自己批準，沒有上稅，沒有稽查。
同時，我們在廣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緻的胸牌和旗幟，無非是到了對方機場時有利于辨認。
雖然牽頭人是周守信，我因為是這個團隊唯一的官員，就榮幸地當選為“團長”，名頭十分響亮，一下子由窮鄉僻壤的“山大王”搖身一變成了“省級大員”，很壯我們這次友好出訪的行色。
臘月十二下午，我們在廣州白雲機場準時起飛。
在這裡隻給予了例行的安全檢查。
本該“萬裡西行急，乘風禦太空”，卻不料一飛沖天，背道而馳，又向東飛行到廈門機場，落地後又走出飛機，在那裡的登機大廳繞來繞去半個多小時，才正式辦理了出國的有關手續，回到了原來的座位上。
然後飛了七八個鐘頭，飛機終于降落在馬來西亞這個陌生國度的大地上。
臨近降落時，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燈火輝煌，一落在槟城機場，真的如同白晝。
出了機場，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聯系好的當地華人，組織了六台高級車輛歡迎我們。
按照新聞寫法的順序，到機場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長許嶽金先生夫婦、華人周丙南夫婦、華人槟城議員、周氏族長周參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員。
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紹以後，有兩個妙齡少女走上前來，給我們每個人脖子裡都套上了一個像是中國的木槿花編織的花環，在照相機鎂光的閃爍下，我們六人“騎葫蘆過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異國他鄉做青天白日夢。
許嶽金、周參同二位先生送到住處之後，寒暄一番就告辭了，隻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們。
到街上一個華人餐館用餐，吃的“歡迎國宴”十分簡單，不過是像旅遊團隊安排的飯食一樣，一葷三素四個菜一個稀湯，白米飯随便吃。
我們下榻的“國賓館”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
在國外，華人社區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會組織，然後集資建立祠堂，一個姓氏搞一個聚會地點，都可以在異國他鄉同姓相吸、祭奠祖先。
僅看到這一點，就已經充分體現了血濃于水，中華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戰勝的凝聚力。
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層是一個大廳，我們住在二樓，二樓是一個中型廳，一面臨街，其餘三面分隔成一間間房子，原是人家族長們在節假日和開展重大活動時，分頭議事的地方。
平時沒有用處，接待客人住宿，搞一點養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為華人社團善于經營的精明之處。
作為“團長”，我一個人住了一間，其餘的人每兩個人一間。
這裡離赤道隻有二百七十多公裡了，一年到頭，氣溫不低于30攝氏度，所以每個房間都裝有“冷氣”——就是我們叫做“空調”的家用電器，人家的空氣溫度隻高不低，不需要調節冷暖，隻要有冷氣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調”這一說法。
屋裡沒有電視機，我對周丙南十幾歲的兒子周英豪及他們的傭人——一個黑漆漆的印度小夥子比劃了半天，他們才弄明白，給我搬來了幾本介紹周氏宗族情況的書籍以及馬國的報紙雜志。
我在興奮得睡不着覺時，就啃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跑到馬來西亞我才得知，原來姓周的祖先在陝西岐山，所以這座祠堂被命名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來了一份《槟州日報》，報紙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們的照片以及“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今日到達槟城的消息，紮紮實實地讓我們幾個人激動了一陣子。
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給我們送來了盒飯，在住室外邊的一個大桌子上，每個人面前鋪上一張油紙，飯菜一股腦兒倒在上邊，沒有筷子，隻發給你一隻勺子自己想辦法解決。
然後，大家喝自來水。
兩餐下來，
到了廣州，朋友們早已恭候。
洗去渾身髒臭和疲勞，一邊辦理出國的手續，一邊讓朋友們餞行。
“喝吧喝吧，書記遠行，西出陽關無故人啊！”“到了馬來西亞，可别讓洋妞們留下，弟兄們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勸酒的熱誠，弄暈了整天麻木的神經。
誠友這位老兄辦事真的得力，他與周守信一道在幾天内很快辦齊了簽證、機票、貨運單。
也許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許當時人們對于出國還覺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隻組織了六個人，除周守信、甄誠友我們三個外，一個是鴨陽市用指頭寫字的“書法家”，一個是福陵縣的玉器商人，一個是一心要做國際糧食貿易的老太太。
到廣州聚齊後，因為周守信說，馬來西亞人頂多知道中國有個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還有什麼鴨陽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鎮”在外地打不響一樣，我們鴨陽市雖說是曆史悠久的中國名市，在外國人的頭腦裡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
這個臨時的省級機構，我們自己申報，自己批準，沒有上稅，沒有稽查。
同時，我們在廣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緻的胸牌和旗幟，無非是到了對方機場時有利于辨認。
雖然牽頭人是周守信，我因為是這個團隊唯一的官員，就榮幸地當選為“團長”，名頭十分響亮，一下子由窮鄉僻壤的“山大王”搖身一變成了“省級大員”，很壯我們這次友好出訪的行色。
臘月十二下午，我們在廣州白雲機場準時起飛。
在這裡隻給予了例行的安全檢查。
本該“萬裡西行急，乘風禦太空”，卻不料一飛沖天，背道而馳，又向東飛行到廈門機場，落地後又走出飛機，在那裡的登機大廳繞來繞去半個多小時，才正式辦理了出國的有關手續，回到了原來的座位上。
然後飛了七八個鐘頭，飛機終于降落在馬來西亞這個陌生國度的大地上。
臨近降落時，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燈火輝煌，一落在槟城機場，真的如同白晝。
出了機場，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聯系好的當地華人，組織了六台高級車輛歡迎我們。
按照新聞寫法的順序，到機場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長許嶽金先生夫婦、華人周丙南夫婦、華人槟城議員、周氏族長周參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員。
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紹以後，有兩個妙齡少女走上前來，給我們每個人脖子裡都套上了一個像是中國的木槿花編織的花環，在照相機鎂光的閃爍下，我們六人“騎葫蘆過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異國他鄉做青天白日夢。
許嶽金、周參同二位先生送到住處之後，寒暄一番就告辭了，隻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們。
到街上一個華人餐館用餐，吃的“歡迎國宴”十分簡單，不過是像旅遊團隊安排的飯食一樣，一葷三素四個菜一個稀湯，白米飯随便吃。
我們下榻的“國賓館”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
在國外，華人社區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會組織，然後集資建立祠堂，一個姓氏搞一個聚會地點，都可以在異國他鄉同姓相吸、祭奠祖先。
僅看到這一點，就已經充分體現了血濃于水，中華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戰勝的凝聚力。
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層是一個大廳，我們住在二樓，二樓是一個中型廳，一面臨街，其餘三面分隔成一間間房子，原是人家族長們在節假日和開展重大活動時，分頭議事的地方。
平時沒有用處，接待客人住宿，搞一點養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為華人社團善于經營的精明之處。
作為“團長”，我一個人住了一間，其餘的人每兩個人一間。
這裡離赤道隻有二百七十多公裡了，一年到頭，氣溫不低于30攝氏度，所以每個房間都裝有“冷氣”——就是我們叫做“空調”的家用電器，人家的空氣溫度隻高不低，不需要調節冷暖，隻要有冷氣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調”這一說法。
屋裡沒有電視機，我對周丙南十幾歲的兒子周英豪及他們的傭人——一個黑漆漆的印度小夥子比劃了半天，他們才弄明白，給我搬來了幾本介紹周氏宗族情況的書籍以及馬國的報紙雜志。
我在興奮得睡不着覺時，就啃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跑到馬來西亞我才得知，原來姓周的祖先在陝西岐山，所以這座祠堂被命名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來了一份《槟州日報》，報紙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們的照片以及“中國中原商貿文化考察團”今日到達槟城的消息，紮紮實實地讓我們幾個人激動了一陣子。
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給我們送來了盒飯，在住室外邊的一個大桌子上，每個人面前鋪上一張油紙，飯菜一股腦兒倒在上邊，沒有筷子，隻發給你一隻勺子自己想辦法解決。
然後，大家喝自來水。
兩餐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