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康熙帝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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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大政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勤”，另一個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
“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之病源”。
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
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
萬曆“怠于臨政，勇于斂财，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萬曆不禦政，導緻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員，大學士泡病号請假，内閣大門白天緊閉，尚書虛懸，無人理事，中樞機構癱瘓。
宰相方以哲進入内閣八年才得見萬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見面，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遇到緊急的軍國大事，皇帝不接見朝臣，不議商國事，也不做出決策。
有的大臣跪在朝門外十個小時不起，請求皇帝上朝，萬曆仍然不予理睬。
萬曆二十幾年不上朝，有人說是耽于酒色，有人說是首輔縱容，有人說是疾病纏身，但從根本上說是萬曆沒有做皇帝的責任感。
天啟也是一樣，整天迷戀木工活，刀鑿鋸斧，玩得津津有味。
大宦官魏忠賢專等他玩得高興的時候前去奏報軍國大事，天啟不耐煩地說：你看着辦吧！魏忠賢借以假傳聖旨。
清朝的皇帝，從天命汗到光緒帝都是勤政的。
他們吸取明朝亡國的教訓，勤理政事。
從康熙開始，皇帝每天都要禦門聽政，就是在皇宮乾清門前，由皇帝親自主持禦前朝廷會議。
因為最初康熙聽政主要在乾清門，所以稱作禦門聽政。
後來聽政的地點經常變化，有時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暢春園澹甯居、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等。
參加會議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尚書、左都禦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員。
會議有記錄，就是起居注。
康熙從14歲親政以來，每天禦門聽政，一年四季，無論冬夏，沒有例外。
聽政的時間，一般在早上八點左右，所以又稱“早朝”。
康熙的禦門聽政，嚴寒酷暑，從不間斷。
他說：“一歲之中，昧爽視朝，無有虛日。
親斷萬機，披覽奏章。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發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禦門聽政。
康熙從親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節、重大變故外，幾乎是沒有一天不聽政的。
康熙理政不僅“勤”，而且“慎”。
康熙一生謹慎，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反複調查，慎重決策。
下面舉治河與撫蒙兩個例子。
先說治河。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禦門聽政時，大臣們發生意見分歧。
經過 調查、面奏、辯論、驗證等，從正月初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結束，整整進行了一年，才做出決策，真可謂慎之又慎。
下面舉例看康熙治河決策的全過程： 第一，重視治河。
康熙親政後将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書寫在宮中柱子上。
第二，尋根溯源。
比如黃河，他派侍衛探查黃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萬餘裡，并繪成輿圖。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幅經過實際踏查而繪成的黃河圖。
另如永定河。
康熙巡視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駕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
他命諸皇子分釘木樁，學用儀盤，親自檢測儀器，記錄測量數據。
第三，任用能臣。
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輔和陳潢。
靳輔，漢軍鑲黃旗人，以安徽巡撫授為河道總督。
受命後，一日八上奏疏，報告治河之策。
他的治河方略是：統審全局，河運并治，浚河築堤，束水攻沙，多開引河，量入為出。
他重點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彙的清口。
陳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負才不遇，題詩祠壁。
靳輔見而驚異，訪得引為幕友。
疏奏多由陳潢起稿，施工亦由陳潢監理。
他們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
但是，靳輔受到諸臣合讦交攻，發生了意見分歧。
第四，禦前辯論。
河道總督靳輔與直隸巡撫于成龍在治河方略上意見相左。
争論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治河水退後出現的田地，是實行屯田還是由豪紳墾占？另一個是為了使河水通暢順流入海，是開浚海口還是修築大堤？康熙不妄加論斷，而是命雙方在乾清門進行禦前辯論，各申己見，互相駁難。
關于屯田——于成龍說：“屯田奪民産業，不能實行！”靳輔則說：“丈出之田，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
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辯，唯候處分。
”關于開浚海口，靳輔的意見是：開海口雖可洩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
于成龍的意見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決，無數百姓，将飽魚腹！争論沒有達成共識，決定再廣泛征詢意見。
第五，集思廣益。
辯論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決斷。
他又命鄉裡臨河的在京官員，書寫己見，上報朝廷。
第六，會議裁決。
康熙帝聽了兩方面的陳述，看了大臣的疏報，交九卿會議裁決：采納了于成龍的方案，将靳輔罷官，陳潢被削職、逮京後病死。
第七，實踐驗證。
康熙帝曾數次派大臣視察河工，檢驗朝廷辯論的意見孰對孰錯。
後康熙帝南巡閱河，靳輔扈行随從。
回京後，康熙肯定靳輔治河功績，複還他的原來品級。
第八，改正錯誤。
靳輔之後，命于成龍為河道總督。
康熙帝召于成龍入京，問：“過去你說靳輔之短，現在怎樣？”于成龍回答：“臣那時妄言，現在也按照靳輔的辦法去做。
”這是對靳輔治河方案最好的結論。
第九，斷不出書。
康熙悉心治河數十年，撰寫治河論述，河道總督張鵬翮（hé）請将治河谕旨編纂成書，雕刻頒行，永久遵守。
康熙說：“前代治河之書，無不翻閱，泛論雖易，實行則難。
河水沒有定一性一，治河不可一法。
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後人遵行，斷不可行。
”這表現了《厄魯特蒙古圖》康熙可貴的謙遜的科學态度。
以上九點能夠做到一點，可以稱作明君。
再說治理蒙古。
康熙講求仁道，撫綏蒙古。
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分為土謝圖汗部、紮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大部。
諸部内讧，互相殘殺。
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内部糾紛。
噶爾丹乘機東犯，一逼一迫喀爾喀南遷。
康熙巧借噶爾丹東犯威一逼一喀爾喀之機，于三十年（16一91年）五月，親赴塞外，主持多倫諾爾（今内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會盟。
盟會開始，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紮薩克圖汗沙喇弟策妄紮布、車臣汗坐在第一排，其餘按次序入座。
蒙古王公貴族由理藩院官員引領晉谒康熙。
康熙對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内部糾紛，給噶爾丹以可乘之機的過失加以申斥，讓他領罪。
然後康熙說，如此盛大的盟會，要是對土謝圖汗處以重罪，實在于心不忍。
康熙當衆宣布赦免土謝圖汗之罪。
喀爾喀貴族700餘名、哲布尊丹巴轄下喇嘛600餘名，齊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
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體喀爾喀蒙古貴族的臣服，并編喀爾喀蒙古為49旗，封喀爾喀蒙古貴族為親王、郡王、貝勒、公、台吉等。
又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列陣10裡，吹角鳴炮，衆呼前進，聲動草原。
康熙騎馬彎射，技藝一精一湛，令蒙古部衆心悅誠服。
康熙帝通過召見、訓谕、赦免、封爵、檢閱、較射、會盟、宴賞和修廟等舉措，使喀爾喀蒙古出現冰釋前仇、化解分歧、輯睦安居、氣氛和諧的局面，實現了喀爾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統一。
經過7天的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強了中央對喀爾喀蒙古的統一管轄。
康熙對臣民強調要實行“仁一愛一”。
“仁”字，《孟子·盡心》說：“仁也者，人也。
”儒家有“仁者一愛一人”的理念。
“一愛一”字，有人說是近代的詞，也有人說是西方的詞。
其實，《論語·顔淵》就有“樊遲問仁”，孔子答曰：“一愛一人。
”《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的話：“古之為政，一愛一人為大。
”所以，“仁一愛一”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
康熙繼承了儒家為政“仁一愛一”的理念，并在施政過程中加以實踐。
康熙屢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錢糧達545次之多，計銀1?5億兩。
他赈災，設義倉，關心民衆疾苦。
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後雍正實行“攤丁入地”，中國長期以來的人丁銀被免除。
其正面影響是減輕了人身依附，其負面影響是刺激人口增長。
乾隆時人口到3億，道光時則突破4億。
關于康熙的仁一愛一，可以舉一個例子。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視察時，發現一個人僵卧在路旁。
他親自詢問，知道這個人叫王四海，是個傭工，在回家路上，因為饑餓，躺下起不來。
康熙立即下令給他喂熱粥。
等王四海蘇醒後，将他帶到行宮。
後給王四海盤纏，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
康熙下令開設粥廠，還讓太醫院給傷病者送醫送藥。
康熙實行寬刑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後谥号為“仁皇帝”，這個“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為人、行政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康熙區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個顯著特點。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懲辦貪一官、表彰清官。
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幟。
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龍，有個綽号叫“于青菜”，就是因為他雖貴為封疆大吏，卻常年不吃肉，隻吃青菜。
于成龍，山西永甯（今離石）人（康熙時還有一位于成龍，漢軍鑲黃旗人），先任廣西羅城縣知縣，當時已經45歲。
羅城位于萬山之中，曆經戰亂，沒有城郭，遍地榛莽，縣衙是茅屋三間，居民僅有6家。
于成龍到任後，召集流民，鼓勵耕耘，設養濟院，寬免徭役，興建學宮，縣境大治。
史書說他“居羅七年，與民相一愛一，如家人父子”。
于成龍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時，百姓傾城出動，痛哭号泣相送。
有一位瞎子不肯離去。
于成龍問他為什麼不走，他回答說：“我想您路上盤纏不夠，我會算卦，可以沿途賺點錢，
康熙一生勤政。
“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之病源”。
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
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
萬曆“怠于臨政，勇于斂财，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萬曆不禦政，導緻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員，大學士泡病号請假，内閣大門白天緊閉，尚書虛懸，無人理事，中樞機構癱瘓。
宰相方以哲進入内閣八年才得見萬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見面，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遇到緊急的軍國大事，皇帝不接見朝臣，不議商國事，也不做出決策。
有的大臣跪在朝門外十個小時不起，請求皇帝上朝，萬曆仍然不予理睬。
萬曆二十幾年不上朝，有人說是耽于酒色，有人說是首輔縱容，有人說是疾病纏身，但從根本上說是萬曆沒有做皇帝的責任感。
天啟也是一樣，整天迷戀木工活，刀鑿鋸斧，玩得津津有味。
大宦官魏忠賢專等他玩得高興的時候前去奏報軍國大事，天啟不耐煩地說：你看着辦吧！魏忠賢借以假傳聖旨。
清朝的皇帝，從天命汗到光緒帝都是勤政的。
他們吸取明朝亡國的教訓，勤理政事。
從康熙開始，皇帝每天都要禦門聽政，就是在皇宮乾清門前，由皇帝親自主持禦前朝廷會議。
因為最初康熙聽政主要在乾清門，所以稱作禦門聽政。
後來聽政的地點經常變化，有時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暢春園澹甯居、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等。
參加會議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尚書、左都禦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員。
會議有記錄，就是起居注。
康熙從14歲親政以來，每天禦門聽政，一年四季，無論冬夏，沒有例外。
聽政的時間，一般在早上八點左右，所以又稱“早朝”。
康熙的禦門聽政，嚴寒酷暑，從不間斷。
他說：“一歲之中，昧爽視朝，無有虛日。
親斷萬機，披覽奏章。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發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禦門聽政。
康熙從親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節、重大變故外，幾乎是沒有一天不聽政的。
康熙理政不僅“勤”，而且“慎”。
康熙一生謹慎，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反複調查，慎重決策。
下面舉治河與撫蒙兩個例子。
先說治河。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禦門聽政時，大臣們發生意見分歧。
經過 調查、面奏、辯論、驗證等，從正月初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結束，整整進行了一年，才做出決策，真可謂慎之又慎。
下面舉例看康熙治河決策的全過程： 第一，重視治河。
康熙親政後将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書寫在宮中柱子上。
第二，尋根溯源。
比如黃河，他派侍衛探查黃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萬餘裡，并繪成輿圖。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幅經過實際踏查而繪成的黃河圖。
另如永定河。
康熙巡視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駕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
他命諸皇子分釘木樁，學用儀盤，親自檢測儀器，記錄測量數據。
第三，任用能臣。
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輔和陳潢。
靳輔，漢軍鑲黃旗人，以安徽巡撫授為河道總督。
受命後，一日八上奏疏，報告治河之策。
他的治河方略是：統審全局，河運并治，浚河築堤，束水攻沙，多開引河，量入為出。
他重點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彙的清口。
陳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負才不遇，題詩祠壁。
靳輔見而驚異，訪得引為幕友。
疏奏多由陳潢起稿，施工亦由陳潢監理。
他們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
但是，靳輔受到諸臣合讦交攻，發生了意見分歧。
第四，禦前辯論。
河道總督靳輔與直隸巡撫于成龍在治河方略上意見相左。
争論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治河水退後出現的田地，是實行屯田還是由豪紳墾占？另一個是為了使河水通暢順流入海，是開浚海口還是修築大堤？康熙不妄加論斷，而是命雙方在乾清門進行禦前辯論，各申己見，互相駁難。
關于屯田——于成龍說：“屯田奪民産業，不能實行！”靳輔則說：“丈出之田，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
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辯，唯候處分。
”關于開浚海口，靳輔的意見是：開海口雖可洩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
于成龍的意見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決，無數百姓，将飽魚腹！争論沒有達成共識，決定再廣泛征詢意見。
第五，集思廣益。
辯論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決斷。
他又命鄉裡臨河的在京官員，書寫己見，上報朝廷。
第六，會議裁決。
康熙帝聽了兩方面的陳述，看了大臣的疏報，交九卿會議裁決：采納了于成龍的方案，将靳輔罷官，陳潢被削職、逮京後病死。
第七，實踐驗證。
康熙帝曾數次派大臣視察河工，檢驗朝廷辯論的意見孰對孰錯。
後康熙帝南巡閱河，靳輔扈行随從。
回京後，康熙肯定靳輔治河功績，複還他的原來品級。
第八，改正錯誤。
靳輔之後，命于成龍為河道總督。
康熙帝召于成龍入京，問：“過去你說靳輔之短，現在怎樣？”于成龍回答：“臣那時妄言，現在也按照靳輔的辦法去做。
”這是對靳輔治河方案最好的結論。
第九，斷不出書。
康熙悉心治河數十年，撰寫治河論述，河道總督張鵬翮（hé）請将治河谕旨編纂成書，雕刻頒行，永久遵守。
康熙說：“前代治河之書，無不翻閱，泛論雖易，實行則難。
河水沒有定一性一，治河不可一法。
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後人遵行，斷不可行。
”這表現了《厄魯特蒙古圖》康熙可貴的謙遜的科學态度。
以上九點能夠做到一點，可以稱作明君。
再說治理蒙古。
康熙講求仁道，撫綏蒙古。
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分為土謝圖汗部、紮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大部。
諸部内讧，互相殘殺。
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内部糾紛。
噶爾丹乘機東犯，一逼一迫喀爾喀南遷。
康熙巧借噶爾丹東犯威一逼一喀爾喀之機，于三十年（16一91年）五月，親赴塞外，主持多倫諾爾（今内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會盟。
盟會開始，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紮薩克圖汗沙喇弟策妄紮布、車臣汗坐在第一排，其餘按次序入座。
蒙古王公貴族由理藩院官員引領晉谒康熙。
康熙對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内部糾紛，給噶爾丹以可乘之機的過失加以申斥，讓他領罪。
然後康熙說，如此盛大的盟會，要是對土謝圖汗處以重罪，實在于心不忍。
康熙當衆宣布赦免土謝圖汗之罪。
喀爾喀貴族700餘名、哲布尊丹巴轄下喇嘛600餘名，齊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
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體喀爾喀蒙古貴族的臣服，并編喀爾喀蒙古為49旗，封喀爾喀蒙古貴族為親王、郡王、貝勒、公、台吉等。
又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列陣10裡，吹角鳴炮，衆呼前進，聲動草原。
康熙騎馬彎射，技藝一精一湛，令蒙古部衆心悅誠服。
康熙帝通過召見、訓谕、赦免、封爵、檢閱、較射、會盟、宴賞和修廟等舉措，使喀爾喀蒙古出現冰釋前仇、化解分歧、輯睦安居、氣氛和諧的局面，實現了喀爾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統一。
經過7天的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強了中央對喀爾喀蒙古的統一管轄。
康熙對臣民強調要實行“仁一愛一”。
“仁”字，《孟子·盡心》說：“仁也者，人也。
”儒家有“仁者一愛一人”的理念。
“一愛一”字，有人說是近代的詞，也有人說是西方的詞。
其實，《論語·顔淵》就有“樊遲問仁”，孔子答曰：“一愛一人。
”《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的話：“古之為政，一愛一人為大。
”所以，“仁一愛一”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
康熙繼承了儒家為政“仁一愛一”的理念，并在施政過程中加以實踐。
康熙屢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錢糧達545次之多，計銀1?5億兩。
他赈災，設義倉，關心民衆疾苦。
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後雍正實行“攤丁入地”，中國長期以來的人丁銀被免除。
其正面影響是減輕了人身依附，其負面影響是刺激人口增長。
乾隆時人口到3億，道光時則突破4億。
關于康熙的仁一愛一，可以舉一個例子。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視察時，發現一個人僵卧在路旁。
他親自詢問，知道這個人叫王四海，是個傭工，在回家路上，因為饑餓，躺下起不來。
康熙立即下令給他喂熱粥。
等王四海蘇醒後，将他帶到行宮。
後給王四海盤纏，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
康熙下令開設粥廠，還讓太醫院給傷病者送醫送藥。
康熙實行寬刑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後谥号為“仁皇帝”，這個“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為人、行政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康熙區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個顯著特點。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懲辦貪一官、表彰清官。
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幟。
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龍，有個綽号叫“于青菜”，就是因為他雖貴為封疆大吏，卻常年不吃肉，隻吃青菜。
于成龍，山西永甯（今離石）人（康熙時還有一位于成龍，漢軍鑲黃旗人），先任廣西羅城縣知縣，當時已經45歲。
羅城位于萬山之中，曆經戰亂，沒有城郭，遍地榛莽，縣衙是茅屋三間，居民僅有6家。
于成龍到任後，召集流民，鼓勵耕耘，設養濟院，寬免徭役，興建學宮，縣境大治。
史書說他“居羅七年，與民相一愛一，如家人父子”。
于成龍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時，百姓傾城出動，痛哭号泣相送。
有一位瞎子不肯離去。
于成龍問他為什麼不走，他回答說：“我想您路上盤纏不夠，我會算卦，可以沿途賺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