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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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nteditable="false">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
這種文學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
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标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标幟”的意見。
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将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确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裡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
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關系。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号的态度上。
他們既說這是“标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
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
隻要“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不是“漢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标新立異”？你們從那裡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讨論，“标新立異”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号，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
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争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裡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
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号之關系。
——我先得說，前者這口号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
這口号，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标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讨。
但問題不在這口号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
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争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确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确的。
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随便說句“标新立異”就完事。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号，是胡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号，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标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号”，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号，如聶绀弩等所緻的錯誤，那麼這口号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幹的。
這裡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群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呢。
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号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号，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
這種文學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
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标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标幟”的意見。
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将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确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裡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
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關系。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号的态度上。
他們既說這是“标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
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
隻要“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不是“漢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标新立異”？你們從那裡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讨論，“标新立異”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号，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
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争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裡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
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号之關系。
——我先得說，前者這口号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
這口号，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标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讨。
但問題不在這口号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
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争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确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确的。
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随便說句“标新立異”就完事。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号，是胡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号，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标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号”，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号，如聶绀弩等所緻的錯誤，那麼這口号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幹的。
這裡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群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呢。
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号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号，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