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流亡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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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3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
親身的經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并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
在馬洛伊的小說裡，“市民”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
馬洛伊說的“市民”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産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内容譯為“布爾喬亞”、“資産階級”或“中産階層”。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内還分“大市民”、“小市民”。
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并不是我們所說的“小資”或“小市民”，而是指中産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小市民”，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并不适用。
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内容将“小市民”譯為“中産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帶貶義。
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
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
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着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裡大喊：“你們将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馬洛伊正在國王天主教中學上文學課，校長走進教室宣布：“孩子們，全體起立！國王駕崩了！”過了一會兒又說：“你們可以回家了，明天學校放假。
”馬洛伊後來回憶說：“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我們由衷地高興。
我們并不清楚弗朗茨·約瑟夫國王的死意味着什麼。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馬洛伊就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薩拉蒙·阿古什”（Salamonákos）的筆名在《佩斯周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盡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征入伍，但由于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
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ányiDezs?）的賞識。
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志《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贊賞年輕詩人“對形式有着驚人的感覺”。
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于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ályi?d?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系，“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
4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
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随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
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
”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于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蕩、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隻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
”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L?rincz）親自撰文，贊賞有加。
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譯并在家鄉雜志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
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昵稱“羅拉”，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鐘情。
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精神伴侶”，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随後兩人移居巴黎。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志，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聞，并陪羅拉經曆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盡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
3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
親身的經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并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
在馬洛伊的小說裡，“市民”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
馬洛伊說的“市民”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産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内容譯為“布爾喬亞”、“資産階級”或“中産階層”。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内還分“大市民”、“小市民”。
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并不是我們所說的“小資”或“小市民”，而是指中産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小市民”，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并不适用。
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内容将“小市民”譯為“中産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帶貶義。
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
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
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着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裡大喊：“你們将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馬洛伊正在國王天主教中學上文學課，校長走進教室宣布：“孩子們，全體起立！國王駕崩了！”過了一會兒又說：“你們可以回家了，明天學校放假。
”馬洛伊後來回憶說：“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我們由衷地高興。
我們并不清楚弗朗茨·約瑟夫國王的死意味着什麼。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馬洛伊就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薩拉蒙·阿古什”（Salamonákos）的筆名在《佩斯周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盡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征入伍，但由于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
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ányiDezs?）的賞識。
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志《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贊賞年輕詩人“對形式有着驚人的感覺”。
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于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ályi?d?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系，“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
4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
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随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
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
”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于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蕩、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隻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
”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L?rincz）親自撰文，贊賞有加。
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譯并在家鄉雜志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
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昵稱“羅拉”，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鐘情。
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精神伴侶”，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随後兩人移居巴黎。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志，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聞，并陪羅拉經曆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盡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